v 陕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周、秦、汉、唐等十多个朝代或重要政权先后在这里建都，又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典籍丰富、文化遗存也多，许多风俗习惯多有可供追寻的历史渊源。地域上：东面黄河、西望关陇；北临塞外草原，南接巴蜀水乡，横跨陕北高原、渭水盆地和秦巴山区。民风民俗既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又争奇斗艳，异彩纷呈。
一 陕西民俗文化的地域划分和秦、汉时期的发展
陕西民俗的地域划分为：关中地区、陕北地区和陕南地区。
关于关中地区的地理特点、历史地位、早期经营及至西汉初期的尚农遗风，《史记·货殖传》说：“关中自千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都镐，故其人犹有先王遗风，好稼墙，殖五谷。”
关于陕北地区新的人文风貌的出现、地域特点与习尚，《册府元龟》说：“秦始皇遗蒙恬攘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阳之北千里地甚好，于是筑城郭，徙民居之，名曰‘新秦’。”《汉书·地理志》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翟，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气力，以射猎为先。”这一背景，与陕北腰鼓的声象相联系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关于陕西地区的早期风习，《汉中府志》说：“汉中府，其俗强劲质朴，力农习射。武都氏叟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戆；土地险隘，其人半楚，风俗略与荆州、沔州郡同。”《寰宇记》说：“汉高祖发巴蜀，伐三秦，迁蜀七姓于商洛，其俗多猎山伐木，深有楚风。”《宁强州志》也说：“宁强州”风气兼南北，语言杂秦、蜀。都充分显示着相邻地区风习的相互影响作用和风习的地域特点。
关于对先秦风习的评价，《薛思庵（野录）》说：“读《秦风》喜得无淫奔之诗，见得秦俗好。”显现出对岐周良好风习传承的渊源。
至秦亡汉兴，汉高祖刘邦进军商洛、途经霸上，西入咸阳，南屯汉中；回击三秦，建都长安，关内关外风习会合，使民风民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关于秦地风习的变迁、特点及其重大意义，宋代理学家朱熹在《朱子诗传》中有段颇为深切的概括和论述。谨转录如下：“秦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然本其初而论之，岐丰之地，文王用之以兴，‘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几而一变其俗，则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勇驱之，则其强毅果敌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戌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
这段评论，是对历史发展的概括和总结，也对认识以后的历史发展有重大借鉴作用。
二、魏晋南北朝至唐宋陕西民风民俗及生产习俗的发展
汉、魏、两晋这一历史阶段，方土游侠、道教、佛教活动，先后在社会上出现，对民俗文化产生相应影响，对社会生活不同程度上增添了新的因素，习俗产生相应变化。方土游侠至汉时，已渐与民间游艺融合或以民间游艺形式出现，在都市已颇为多见。《随书·地理志》说：“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味。好祀鬼神，尤多忌惑，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犹有张鲁贵焉！”当地习俗的特色，还是浓烈的；道教和佛教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至唐，民风民俗与官府的关系也至为密切。《秦中岁时记》说：“唐上已日，赐宴曲江，都人与江头禊饮，践踏青草，谓之‘踏青’。”《辇下岁时记》说：“长安每岁诸陵，常以寒食荐汤饼鸡毯等，又荐雷子车；至清明上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帛三匹，金碗一口，都人并在延兴门看内人出城洒扫，车马喧嚣。新进士则于月灯阁置打毯之宴，或赐宰臣以下酴糜酒，即重酿酒也。”
盛唐，物阜年丰，丝绸之路畅通，长安商贾云集，八方荟萃。饭店、酒楼、茶肆林立，在繁荣的饮食市场，胡风烹调，胡姬酒肆也频增风采，蔚为民俗大观。
李白《少年行》曾抒写当时情况说：“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当时，胡姬学习用面食作有自己民族特点的胡饼，也闻中全国。白居易就有“胡饼饼样学京都”的诗句。据考，现在的芝麻烧饼，即由当时的胡饼演变而来。而面食则是陕西人自古迄今的传统主食。这同陕西的农业生产也是密切关联的。陕西农业，源远流长，生产习俗也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不断向前发展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