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近代化思想。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是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他们在思想方面有相同点，也有相当大 的差异。曾国藩与李鸿章在洋务指导思想上都络守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曾国藩主张维护封 建纲常、封建体制的基础与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到“自强”的目的。虽然曾国藩未曾 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他的洋务思想主旨即为“中体西用”。张之洞的“中学为体” 并非如顽固派那样全盘地否定和抛弃西学，他在维护封建皇权、坚持中学为体的原则下还有承认西学、积 极兴治西学的一面。张之洞的思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发展独立性，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观点 和主张，这些主张和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肯定地说是比较先进的，成为他从事洋务活动、致力振 兴实业的指导思想。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他在《校庐抗 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 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在同治、光绪年间（19 世纪60～90 年代）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 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 中，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解释为“体”与“用”的关系、“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 关系、“主”与“辅”的关系，进而提出了两者的相对价值，即中学具有精神价值，西学具有物质价值； 同时提出了两者的不同功能，即中学“治心身”，西学“应世事”。在这里，中学和西学的地位虽略有高低 之分，如强调中学是“本”“体”，而西学只是“末”“用”，但同时又强调这两者是互相补充、不可偏废的。 尽管在这一自相矛盾的思想体系中，企图用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来维护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是一种既 肯定新价值又不否定传统价值的相对主义错误论调。在此错误的论调中，我们必须先探究洋务运动的性质， 为研究其性质我们还必须得从其指导思想的作用来看。 此指导思想对当时的中国有两个层面的作用： 第一层：中体西用思想起到了解放思想与强化民族整合性的作用，中体西用还给人们思想以新的启示, 即学习外国的东西,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中体西用是中国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出路的文化自救 II 方案和关于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思想"在封建专制统治和顽固守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们下,中 体西用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过渡性模式"它的提出,不仅开了社会风气之先,为应进西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 且促成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第二层：“中体西用”是那个时代那样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并且它是洋务经济深层的需要。洋务经济是一 种以政府为依托，以集权为特征的官僚经济，这是洋务派自存的一种需要。“中体西用”，为西学的传播大 开了方便之门，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政治理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引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交融，从 而产生出中国自己的近代政治思想。
中国新的社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孕育生成的。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积极看待洋务运动的双层作用，洋务运动造就了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 在改革封建文化教育制度上打开了缺口，这是洋务运动中举办得最成功、最有远见卓识的一项内容。洋务派在创办近代工业的过程中，为了培养所需的技术人才，摆脱在生产技术上依靠外国人的状况，他们兴办 了一批新式学堂，第一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从而培养出我国第一批造船、航海、机器 制造以及近代医学等方面的人才。另外，洋务运动中还培养了大批新型知识分子，近代数学家华蘅芳、化 学家徐寿和徐建寅父子等人就是在办洋务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此外，洋务派设立的翻译馆，翻译印发了 大量书籍，引进了声、光、电等自然科学知识，这不仅有利于西方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而且影响了一 代进步思想家，为戊戌变法准备了条件。同时，在洋务派所办军事、民用企业的近4 万名工人中，还锻炼 出了一大批掌握现代大机器生产的技术工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中早期的技术力量。毫无疑问，洋务运动 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为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发生准备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