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特色上，本诗体现了郭沫若诗歌创作的积极浪漫主义特点：奔腾的想象，急骤的旋律，宏伟的气势，英雄主义的基调，自由体的新诗形式。
1.依靠奇特的想象来构造全诗。清代学者黄叔琳在注解《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指出：“思心之用，不限于身观，或感物而造端，或凭心而构象”。此语虽意在强调文艺创作过程“联想”（想象）思维之重要，却也一语点破并区分了“身观”和“心构”这两种创作（构思）模式之差异，而细心比较古今中外之文学作品，我们则可以看出，现实主义文学往往倾向于“身观”的真实和客观，而“心构”的主观及虚拟往往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方式。本诗中，除却诗歌题材来源的神话传说色彩（“凤凰涅槃”本身即是非真实的事件），包括诸如凤凰生存环境的描写、凤凰更生之后场境的展现，都是想象性地对虚拟世界的描画，甚至包括“群鸟歌”中群鸟对凤凰集香木自焚的评说，虽然栩栩如生，但也是诗人的主观精神。而这一点，也正好是印证了郭沫若“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4]的宇宙观，或者说正是这种宇宙观的艺术符号。
2.运用诸如排比、反复、反问等修辞手法来抒发情感，彰显火山爆发似的激情和狂飙突进的精神气概，以此来增强抒情效果。郭沫若在评说惠特曼的时候说他“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5]并说在《女神》的创作时期，“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差不多是狂了”。[6]“在“凤歌”和“凰歌”里，诗人采用了一连串的设问和反问，强化了对旧世界的批判和控诉情感；尤其是“凤凰更生歌”中，整章5节的结构都相似，以排比的形式构造，而在每一节里，具体的用词采用反复，这种排比和反复造成的磅礴、奔泻而不可阻隔的气势，不仅增强了抒情效果，同时也与“狂飙突进”的抒情精神内涵相得益彰，并最终使诗剧的情绪激昂到“发狂”的巅峰。作品为了达到对火山爆发式情感的宣泄，大量采用诸如排比、反复、设问和反问等手法。诗中充满了丰富奇特的想象和绚丽浓厚的色彩。大量运用神话传说，对凤凰更生的场景进行虚拟，运用一些具有极端性的色彩，把情感、感觉推向极端化。
3.创新了现代白话新诗的诗体形式，采用了极度自由体的形式。郭沫若曾表示在诗歌“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7]在现代新诗草创期，胡适的《尝试集》开创了现代新诗的白话写作传统，但是他曾评价自己的诗歌是“刷洗过的旧体诗”，在《两只蝴蝶》《希望》等诗里，我们看到胡适沿袭的是故传统诗歌的“五言”形式，并没有真正实现“自由体”的自觉。而《凤凰涅槃》里，诗句的长短完全不受格律和句子长度的限制，自由的书写，根据抒情的需要，宜长则长，宜短则短。诗歌在形式上彻底打破了旧诗形式的束缚，摆脱了新诗胡适式的半旧不新，真正地实现了诗体式的大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