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精神与艺术人生
在19世纪后半叶的哲学界中，尼采无疑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一方面是因为他惊世骇俗的哲学观点引起人们对传统基督教文化的怀疑，另一方面，正是在他的影响下，20世纪哲学对感性的高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于对文化问题的关心，尼采敏锐地发现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症结所在，在后来的哲学中，他把攻击矛头指向了基督教的文明和传统。他宣称“上帝死了，因此一切都可能发生。”必须对所有价值做出重新估价。尼采为他的新价值观描绘的第一个蓝本就是《悲剧的诞生》。如果单从写作目的上看，《悲剧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学的考据作品，然而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发现它更重要的一面——文化批判。在这部作品中，尼采从考据的角度论证了希腊酒神歌剧向希腊悲剧的发展，提出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概念，从而阐述了他对人生和艺术的独特理解。酒神和日神是尼采哲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他用这两个形象来比喻希腊悲剧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两种力量。在他看来，这二者反映的精神都是人生命意志的本能。尼采认为，日神与酒神这两种力量在人的心灵中相互斗争又平行发展，直到最后，由于古希腊意志形而上学的奇迹，它们竟彼此结合，最终产生希腊悲剧。希腊悲剧所体现的精神既是酒神的，同样也是日神的。尼采认为日神精神体现在雕塑之中，酒神精神则依存于音乐。人类的艺术来源于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对立与冲突。一切艺术家或是日神的梦的艺术家，或是酒神的醉的艺术家，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作为完满的真正个体的酒神精神和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精神水火不容。苏格拉底提倡“唯知是美”，而在尼采看来人类的理性所带来的只是不准确的知识。他主张一切价值判断都要从人本身来考虑，反对基督教对人生做出的善恶评价。在尼采看来，人的生命超然于善恶之外，不要压抑生命的本能，要以悲剧精神（主要是酒神精神）享受人生，为自己创造生命的快乐。理性科学精神的实质是功利主义的，它直接的结果是物质利益的增长，无视人生悲剧。这是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它的恶性发展造成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把审美价值提到了相当高的位置。他说：“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分理由的。”艺术产生于人类的生存需要。在残酷的世界面前，人只有通过审美和艺术活动，给生活以新的价值，从而才能鼓起勇气直面现实的苦痛。他指出：“我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是人的颓废形式。而相反的运动——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的本来的形而上活动。”在尼采的思想中，人类要通过艺术来实现对悲剧人生的超越。当一个人以审美的、艺术的眼光看待生存的荒谬时，这种悲剧便不再归到个人身上而带有普遍意义了。世界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一幕幕的人生悲剧，当一个人站在宇宙的角度看待这悲剧时，他便会发现，个人自身的悲剧无足轻重，它只不过是宇宙的一个小小的审美游戏。需要指出的是，早期尼采虽然信仰悲剧哲学，但他的人生态度并不是悲观的。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我们随处可见他哲学的另一面：对生命的热爱。在他后来的哲学中，对生命的关怀也贯穿始终。正如有人指出的，古希腊是尼采心中的一块圣地，他一生都走在这条朝圣的路上。在现实社会中，当时的尼采也看到了他的希望，这就是以瓦格纳等为代表的德国新音乐的兴起，它是酒神精神在德意志精神的醉境根基上的觉醒。从瓦格纳音乐所创造的世界中尼采体验到一种痛苦的宣泄与快乐，这种艺术的超脱作用使尼采树立了艺术人生的信念。
另外，尼采的酒神精神与他后来极力强调的权力意志是相通的。这种非理性的本能冲动如果成为人生活的主宰，势必会导致一个极端。这一点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无论如何，人的单向度发展总是危险的。但在这里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是把日神与酒神这两种精神并提的。希腊的悲剧精神是这二者结合的产物。虽然尼采更重视酒神精神，但这是他反理性主义主导思想的需要，而且他也曾论述过日神与酒神两种精神在个体意识中必须按照严格的相互比例组合，遵循一定的法则才能达到悲剧精神的作用，使人得到艺术的超越。至于尼采这种学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想那已远离了他本来的愿望与目的。总之，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是艺术的。他把自然界的力量和人生命本身中的基本力量都看成艺术状态，由此极力主张希腊的悲剧精神，幻想悲剧之再生，以其拯救现代人的心灵。（刘春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