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葛红兵与易中天“历史该不该庸俗化”论战，到崔永元炮轰“庸俗历史剧”毒害青少年，以及商家以“日本兵”作秀的“国耻娱乐化”争论，中国历史随各人喜好而转变，在不同的人手中变出了不同的“花样”。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历史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神圣的存在。“青史留名”、“是非功过由历史评说”等都彰显了中国人历史感之重。于是，当今天历史遭遇“戏说”甚至“恶搞风”的时候，人们纷纷感叹中国人历史感的丧失。
而高考作文中“曹操与赵文卓结婚”的笑话，也让人们怀疑，当“历史和娱乐联姻”之后，“崇拜皇帝和喜爱格格，也许会从一种好奇好玩变成一种深入人心的历史观”的忧虑会不会成为现实？
正方：“戏说历史”是中国人的传统
在中国，有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与历史相关的书永远不愁卖。即使黄仁宇那样的准学术作者都可以成为畅销书作家，金庸的小说如果不跟历史傍上，想必也不会那么招人喜欢。
中国人喜欢的历史永远不是严肃的，二十四史搁到灰尘满身也卖不出去，所以中国人真有的是“戏说历史癖”。所谓的“戏说”绝非中国人近两年才有的爱好，更不像很多正义的电视评论家所言，是《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等电视剧带出的坏毛病。假如说“戏说”是“戏”剧的“戏”，那么古已有之。从《赵氏孤儿》、《二进宫》到《三岔口》，京剧里的哪一出不是从历史中脱胎出来的？戏剧以外，说书的话本以及话本演变成的小说，又有几个不是历史题材？四大名著里面，三部都是演绎的历史。老百姓看不懂真的历史，也没条件到学校去学历史，他们全凭戏说。正是如此，才有了《三国演义》开篇的“白发渔樵江渚上”，也能“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了。
中国的历史戏说，已经说了几千年，到了今天，恐怕还要说下去。戏说是中国人的爱好、习惯乃至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不能说戏说一定是不严肃的。
专家观点：顾晓鸣：面对大众，历史无需装深沉、摆架子。仅仅死记硬背的灌输并不能触摸到历史的灵魂，恰恰在品味情境、咀嚼故事中，才能让人有所悟、有所得。只要有学理依据，“趣说”“妙说”都是不错的传播手段。毕竟好看、有共鸣，才会有人乐意去读、去品。
而且“古史今说”的模式也非今日才有，鲁迅的《故事新编》、莎士比亚的戏剧都属此类，中华民族的“说书”艺术、野史“小说”更是源远流长。司马迁的《史记》多处采用生动的文学笔调，刻画细节、想象场景，却依然位居正统“二十五史”之首，是“文”与“史”结合得极好的典范。因此，不必把重新阐释视为洪水猛兽。历史剧也好、学者的个人见解也罢，如果能认真对待大众的阅读和鉴赏，把严肃历史讲得雅俗共赏，意味盎然，一定还会激发各种观众的兴趣，追问历史原貌、求诸历史原典，甚至反溯到史论、考古等领域，对推动史学的发展大有裨益。
反方：“戏说历史”会误导观众
历史与娱乐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为什么娱乐就一定要背离历史真实呢？史书当然不可能包罗万象，野史遗闻也不足以支撑起历史的全貌。因此，历史剧的虚构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历史剧作为文学不是也应该遵循文学虚构的原则吗？这虚构的原则前人已有了很好的概括，那就是：虚构要合情合理。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学，都应该根据已有的现实真实来虚构。如果超越真实来虚构，又要打着历史剧的旗帜，那未免让懂历史的人倒尽胃口，不懂历史的人了解错误的历史。
因此，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不能打着娱乐的旗帜而远离历史。恩格斯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提出了一个历史剧的批评标准——历史的标准和美学的标准。历史剧的目的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使观众在美的享受中了解历史，而了解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借鉴。远离了历史真实，高度娱乐化的历史剧，也就失去了借鉴的意义，最终也就使历史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学者观点：葛红兵：“大众化不等于娱乐化，把历史文化娱乐化不是普及文化的好思路。通俗不可庸俗、普及不能粗鄙。比如品三国，应该是品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忠义观念，品出一点天、地、人、神的大义来，应该有反思，有批判，有褒扬。否则品的只不过是钩心斗角的智慧，对人的角力的崇拜……这样的三国能给读者什么呢？”
我们该如何对待历史
和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有着最悠久、最丰富、最连续、最完整的历史记录。
对历史的信念，是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之一。司马迁遭受奇耻大辱，隐忍苟活，在于他相信历史的拯救，他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秦桧设计害岳飞，一度犹豫不决，怕死后遭唾骂。文天祥从容就义，他的精神支柱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说白了，从中国人的理解来看，历史就是人心，就是人性。这种历史感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它内在于人，它更朴素本真。
认真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避免重蹈覆辙。然而此言之前提在于我们学习的是准确的历史，是基于正确的历史观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