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民族原来都是以渔猎和采集野果为生的，都是从蛮荒中走来，但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先后有不同。那些头脑聪慧又比较尚武民族占据了地理条件比较优越的地方，率先进入了农耕社会，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因而人口增长也较快；而那些演进比较缓慢的民族则继续过着渔猎和游牧生活，由于生活条件的艰苦，人口增长也较慢。
在生产力水平发展缓慢的时代，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为了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无不是通过战争掠夺别人的地盘来实现其族群发展壮大的需要的。所不同的是文明的民族在获得别人的生存空间时对被掠夺地区的原住民相对仁慈一些，往往依靠其文明优势对被征服者采取同化的方式，使其融入本民族中。而落后的一方如果征服了先进的一方，由于其本身生存方式等方面的原因，比较缺乏仁慈之心，也因为没有文化方面的优势，人口数量处于劣势，为了维持其统治并保持自己的民族特征，则对被征服一方实行野蛮、残酷的屠杀。
在远古时代，率先进入文明社会的民族有苏美尔人、随后有阿卡德人、古埃及人、巴比伦人、中国人、腓尼基人、赫梯人、达罗毗荼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在这些民族中唯有中国人遭到其他民族几次侵略（其中两次被全面征服）后起死回生并延续至今以外，剩下的那几个基本上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往往是被原来生活在自己周边地区的蛮族所灭，而且当原来的游牧民族征服农耕民族接受了农耕和定居生活后，往往又会被后来的游牧民族所征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凡了解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经济实力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早在2000多年前，《孙膑兵法》中就明确地说：“国不富不可以为战”，农耕民族的生产力水平相对发达，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其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远胜于生活在其周边的游牧民族，那么为什么他们总是被游牧民族所征服呢？这显然是不合于一般战争规律的，这个问题确实值得人们思考。
有人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农耕民族由于创造出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安于享乐，在长期的定居生活中，战斗力和勇敢精神逐渐地消退了，但是有大量的历史史实证明这种说法是片面的和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我们看到在历史上经常有先进的农耕民族对于野蛮剽悍的游牧民族在战争中取得辉煌的战绩，甚至将他们驱赶到遥远的地方，以使他们不再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事实。如，汉对于匈奴的战争和隋、唐对于突厥的战争就是很好的例证。我们还看到在蒙古人征服亚洲时，西亚的阿拉伯人和已经逐渐进入农耕社会的突厥人几乎是任人屠杀，宋朝是汉族朝代中最软弱的一个朝代，但是南宋却抵抗了45年。
游牧民族通常是起源于亚洲北部和南俄草原地带的，他们往往游荡在先进的农业文明社会的周边地区，当农业文明社会处于健康发展的时代，他们会以向农业文明社会表示臣服来换取自己的安全和通过物与物的交换获得自己所无法制造的生产物资和生活物资。
当农业文明社会由于种种原因而呈现衰落时他们经常对农业文明社会发达掠夺性战争掠夺财富、人口和牲畜。农业文明社会出现较严重的问题而陷入混乱时他们往往会乘虚而入，实行征服。
有人把农业文明社会常常被游牧民族所征服的原因归结为马匹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因为在冷兵器时代，马匹在战争中的作用确实是举足轻重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也不应当成为决定性因素，因为没有马匹是可以通过贸易获得或通过战争中夺取。由于连续几十年的战争，西汉在建国之初是非常困难的，当时连给皇帝驾车用的青一色的四匹马都找不着，文臣们只好坐着牛车上朝，武将们骑着牛上朝，但是经过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对匈奴的战争中连连获胜，最后把匈奴赶出了他们的故地，被迫向西迁徙。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农业文明社会屡屡败于落后的游牧民族之手呢？我想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游牧民族对付定居民族有一种天然的优势
游牧民族对付定居民族有一种天然的优势，那就是机动灵活，以至于连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牛、羊等）都是可以移动的。如果一个力量强大的文明民族对他们进行讨伐的时候，他们会跑得无影无踪，而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只是一片草场，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破坏，如果紧追不舍，则整个军队往往会被其拖垮，有时还会中他们的埋伏。
原来在匈奴和秦、汉之间有一个叫欧脱的东西，是一个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带宽200—500里（随双方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在两个原始民族之间也有这样的缓冲地带这个地带的宽窄是由双方的大小和关系决定的），它的作用就是防止文明民族对于他们实施攻击的，所以文明民族要对他们造成有效的打击，是非常困难的。
公元前一一九年，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向匈奴总攻。卫青兵团深入匈奴汗国五百公里，伊稚斜单于仓促迎战，大败，向北突围逃走。卫青追击到寅颜山（蒙古哈尔和林西南）赵信城，不见敌踪（就在这一战，名将李广在沙漠中迷失道路，自杀）。霍去病兵团深入沙漠一千余公里，杀虏七万余人，而匈奴汗国当冒顿单于最盛时，控弦战士不过三十万人。霍去病追击到狼居胥山（蒙古肯特山），不见敌踪。可见，要给予他们较沉重的打击是需要依靠非常强盛的国力并做长期准备的。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汉文帝曾打算建一座露台，一算需要花费一百斤黄金，而一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家的家产，于是取消了这一计划，当时人民的富庶可想而知了。在汉武帝对匈奴的反击战争开始后，把汉初七十多年的积累几乎全部耗尽，当然，这是必须的，非常正确的，正因为如此，才保证了汉民族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安全，即使在随后的三国乱世也没有受到游牧民族所构成的威胁，使中华文明能够传承下来。
二、统治者的意志和能力
在古代没有公平选举的制度，所以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是依靠帝王的意志和能力来决定的，因而人们总是期盼有道明君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到，汉朝的初始阶段，国力是非常虚弱的，在对匈奴的关系中完全是处于被动地位的，正是由于君主的励精图治，后来有弱变强，在国力强盛时对匈奴实施连续不断的打击，最终迫使匈奴西迁，捍卫了汉民族的安全，使伟大的中华文明能够持续发展。
现在我们来看看晋朝和宋朝是怎么做的。
晋朝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采取宽和节俭的方针，“宽而能断”，在重大问题上择善而从。
晋武帝立白痴的惠帝为太子，又为他娶了凶狠狡诈的贾南风（贾充之女）为妃，晋惠帝就是那个听说许多百姓活活饿死，问：“百姓无栗米充饥，何不食肉糜？”的大傻瓜。平吴以后，武帝不再兢兢业业，却奢侈放纵起来。他死后，贾后联合楚王玮先后杀死辅政的杨骏（惠帝继母之父）和汝南王亮，接着又消灭楚王玮，终于造成了延绵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并最终导致了“五胡乱中华”的局面。后汉、曹魏以来世代高官而且世袭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据有特殊优越地位，形成门阀士族，更有士族子弟听到马的叫声吓得钻到桌子底下的笑话，使庶族（中下层）中的才俊之士不能脱颖而出，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北人南渡之初，上下同仇敌忾，要求驱逐胡人，返回故土。祖逖及其部下流民可为代表。祖逖从淮水流域进抵黄河沿岸，联系保据坞壁不甘臣服胡族的北方人民，谋划恢复中原，经营达八年(313～321)之久。当时北方匈奴刘氏与胡羯石氏相争，形势有利于东晋。但元帝无意北伐，对祖逖所需人力物力都不予支持，加以皇室与王敦矛盾尖锐，祖逖备遭掣肘，壮志未酬身先死。
宋朝：
宋朝赵匡胤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他在接手国家政权时，家底是非常厚实的，但是宋朝却是汉族王朝中最软弱的一个朝代，这都是由于宋朝长期奉行重文抑武政策所导致的。把中央集权制强化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在宋朝统治的三百余年中造成一个“无腹心之患”的统一的政治局面。
宋初统治者虽然从根本上认为养兵“为百代利”，但又恐怕军队也可能因这样那样的事故而发生变乱，因而又制定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加以预防，其中主要的有：
1、兵将分离政策。利用更戍法，将屯驻在开封的禁军轮番到各地戍守,或移屯就粮,定期更换。名义上使士兵们“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实际上是借着士兵们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避免对皇权造成威胁。
2、内外相维政策。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京畿，一半戍守各地。宋神宗赵顼对这种做法加以解释说：“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实际上，这种“内外相制”的政策，不仅体现于京师与诸道之间，而且也体现于皇城内外、开封与府畿各县之间兵力的平衡。在这种政策的作用下，军事能力无形中削弱了不少。
3、“守内虚外”政策。宋初统治者目睹五代以来内部多变的景象,使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内患”比“外忧”更为可怕。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因此，他们总是把假想敌放在国内，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边境。宋朝面对辽国强大的军事压力，并未采取认真、有效的对策。
对官僚制度和官僚机构，象对待军队一样，宋代的最高统治者们也极尽防制之能事。历代宰相居中央政府首位，具有“事无不统”的大权。宋太祖唯恐宰相权柄过大，不利于皇帝专制，因而采用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还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贰”，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兵”、“冗官”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宋的对外关系：
辽军的南侵，原是以掠夺财物和进行政治讹诈为目的，当时宋朝内部以王钦若一派为代表的主张逃跑，但是以寇准等为代表一派大臣力主抗战，辽侵入宋境后，因屡受挫败，就示意愿与宋朝议和。这恰好符合了宋真宗的意愿。他只盼辽军能够尽快北撤，不惜代价。宋、辽商定和议，交换誓书，约定：①宋朝每年交给辽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②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不得收容对方逃亡“盗贼”；③双方不得创筑城堡、改移河道。此外，还约定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这就是所谓澶渊之盟。澶渊之盟后,王钦若转而在宋真宗面前攻击寇准,说寇准把宋真宗当作“孤注”一掷，订立“城下之盟”是大耻辱。宋真宗罢免寇准，改任王旦作相。此后，宋朝裁减河北戍兵一半、沿边戍兵三分之一，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位君主是何等的昏庸！
宋太宗时，占据夏州（今陕西横山西）一带的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受辽封号,称夏国王。淳化二年(991),宋赐李继迁名赵保吉，授银州观察使。李继迁不受，攻扰宋沿边诸州，宋朝下令禁止夏州青白盐入境，断绝贸易。此举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沿边依靠贩卖青白盐为生的大批熟户，投奔李继迁。至道二年(996)春，宋军护送大批粮草赴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在浦洛河为西夏伏兵袭击，粮草全被夺去。同年秋，李继迁领兵攻宋灵州。宋太宗派兵分五路去解灵州之围，宋军有的半路折回，有的遇敌不战，仅两路宋军进至乌、白池，与夏军大小战斗数十次，宋军始终不能取胜。关西民夫向灵州运粮，沿途饥渴困苦，遭受攻击,死十余万人。此后数年内,李继迁相继攻下灵州、西凉府（今甘肃武威）。
李继迁后来战死，子李德明继位。他为了专力攻取河西诸州，遂改变策略，与宋修好。景德三年(1006)，宋册封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每年“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并重开榷场，进行贸易。宋仁宗赵祯即位后，又在边界增设三处榷场。此外，民间贸易也相当频繁，出现了“商贩如织”的景况。
李德明死后，子元昊继位，将都城兴州（今宁夏银川）升为兴庆府,宝元元年(1038)称皇帝,国号大夏（西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见西夏景宗李元昊）。这时，河西地区已全部为西夏所占有，经济、军事实力都已比较雄厚，乃撕毁勉强维持了三十年的宋夏和约，开始攻宋。宋朝也终止按年“赐”物，禁止沿边居民与之互市。
康定元年(1040)至庆历二年(1042)，西夏每年都对宋发动一两次大规模的进攻。宋朝在西边驻军三四十万，但诸将直接听命于朝廷，作战时互不联络,互不支援,难以合力攻敌。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之战、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之战、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之战，宋军大将刘平、石元孙被俘，任福、葛怀敏等战死，损失惨重。官私屋舍被夏军焚毁，居民和牲畜屡遭屠掠。宋朝在屡败之后，虽也在重新部署兵力，表示要整军决战，实际上却希望能与西夏议和。西夏在与宋交战中虽多次获胜,但掳掠所获既抵偿不了战争中的耗费,也抵不上从前依照和约与通过榷场互市从北宋取得的物资。由于民间贸易中断，西夏人民生活所必需的茶、纺织品等都很缺乏，他们也都厌恶战争，希望恢复和平互市。加上辽国不愿西夏过分强大，双方出现了嫌隙。衡量利弊，李元昊遂在庆历四年以如下条件与宋朝媾和：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名义上称臣，宋每年“赐”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还按年在双方的节日赠西银两万二千两，绢、帛、衣着两万三千匹，茶一万斤。重开沿边榷场贸易，恢复民间商贩往来。
上述事例说明宋的对外政策是非常软弱的，这种以金钱换和平的政策，实际上所起到的作用是：一、鼓励别人来攻打自己，对方如果战胜，好处自不待言，即使失败了，也会得到种种好处。二、进一步削弱了自己的经济实力。
通过对汉、唐与晋、宋的比较，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封建时代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君主的意志和能力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记得有个药品广告说：“疾病象弹簧，你弱它就强”，其实在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力量消长方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三、民族精神
在蒙古人征服西亚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象样的抵抗，而软弱的南宋为什么竟能坚持45年时间呢？勒耐.格鲁塞说这是由于中国人长期和鞑靼打交道的原因，这种说法好象也站不住脚。在蒙古人征服西亚之前，西亚地区也多次受到匈奴和突厥的多次征服和骚扰。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大概要从中华文明的特点来看了，我们这个民族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初有许多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与其他民族的神话传说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所敬仰的神，往往是在历史上有过杰出贡献，或者是追求真理者，尽管有些是虚构的。这说明我们的祖先从不愿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虚无的天神来支配，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命运抗争，最终获胜者（有时是失败者）就变成了神，受到人们的敬仰。或者是象夸父那样，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哪怕历尽千辛万苦，被太阳烧成了灰烬。而刑天就更为特殊了，他在与黄帝的大战中被砍去了脑袋，他的两个乳头变成了眼睛，肚脐眼变成了嘴巴，仍然高呼着继续战斗，虽死不屈。可见我们的神话传说正是对于英雄主义的歌颂，所有这些我们是不是可以称作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本底文化？在儒家学说产生后，更是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的修身之道，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南宋在皇帝无能的情况下，人民依靠这种精神力量能够苦苦支撑45年达之久吧。
四、历史的不幸
明朝是个特殊的时期，不幸的是游牧民族对于文明社会的最后一次征服让我们遇上了。
西方国家中对我中华文化有些了解的学者，均对其推崇备至，当然也不是说伟大的中华文明一点毛病也没有，这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开放的胸襟和博大的胸怀，是中华文化的灵魂，也是中国科技、文化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制胜法宝，但是满清奉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最终导致了中国的全面落后。明朝末年，行将就木的是已经过时的封建制度，而不是伟大的中华文明。
当时世界潮流就是由封建制度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转换的时期，明朝已经具备了这些条件。明朝当时虽然在整体上是领先于世界的，但是在有些领域已经被西方超越，这个问题，明朝时期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科学家，都是非常敏感的，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所以才有了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才有了引进“红夷炮”等一系列举措，但是由于满清入关，这一切都被打断了。满清在入关前，经济上是游牧和从事粗放的农业，在社会形态上是农奴制，完全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形态，他们在入关后，虽然继承了明朝的制度，但也使整个中国的社会形态向后产生了极大的倒退。这些都是使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
但是满清入关后实行剃发政策，当时汉族的抵抗也是非常顽强的，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所以被人家各个击破了。但是即使是那样，汉族的抵抗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天地会就一直在坚持抵抗。
那么，为什么落后的满族能够对一个历史悠久、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实施统治达260多年呢？这和他们主动接受汉文化以及推行“以汉治汉”政策有关。同时还有这样一个规律在起作用：一个统一的高度集权的国家，如果要打败它是很困难的，如果一旦把它给打败了，对它实行统治则要容易得多，因为他们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如果一个分封制的国家，要打败他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打败它之后要对它进行统治则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很容易就能组织起来有效的抵抗。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对抗直到18世纪以后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战争中使用的火器在杀伤力上远远超过了弓箭等冷兵器，才逐渐显示出了文明的巨大威力，落后民族对于先进民族的历史便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来的一些游牧民族也相继接受了现代文明，转入了定居生活，世界呈现出了暂时的和平与安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战争的结束，即使在这和平与安宁的国际环境中，局部战争也从没有间断过。国与国之间所呈现出的科技与经济的竞争，也许就是在抢占未来战争制高点。我们的祖先告戒我们：“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回顾过去，展望将来，何从何去，当由我们自己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