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的田租户调制乃继承了两汉的赋税制度而有所改革。从田租看，汉代是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分成田租制，曹魏改为亩收四升的定额田租制。两汉统治者向农民按分成制收田租，系多产可以多收，曹魏按定额田租向农民征税，则增产亦不能增收，故更能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之愿意精耕细作，多产归已。
曹魏、蜀汉、孙吴三国当中，以曹魏人口最多，垦荒的面积最广，这正是当时三国中以曹魏实力最强的原因。曹魏推行屯田制，组织流民耕种官田，屯田地域，西北起河西，东南达淮南；东北自幽燕，西南至荆襄。史言“州郡例置田官”，这使得社会秩序恢复，增强曹魏实力。曹魏重视农业的另一实证是其大兴水利，其工程的规模和数量在三国中首屈一指。如青龙元年关中一带辟建渠道，兴修水库，一举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大为充实。再如曹魏在河南的水利工程，其成果使粮食产量倍增。曹魏建置大型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邺、洛阳等贸易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和海外有贸易往来。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
蜀汉的收入有田租，但暂未有实例；盐铁对蜀汉有不错的利润；而南中金、银、丹、漆、耕牛、战马、蜀锦等贡品，令蜀汉军费有所供给，国家富裕，为诸葛亮北伐提供物资；另有其他收入没有记录。另一方面，支出包官俸、军粮、赏赐等，至蜀汉亡时，官府仍有金、银各二千斤。
偏居西南一隅的蜀汉版图最小，主要地区仅巴蜀汉中等地，直到蜀亡时，只有户28万，人口94万，军队约10万，可见国力之弱。诸葛亮也承认，他是在“益州疲弊”的情况下率师北伐的。而当时魏国，有人口440万，军队约60万，力量对比差距明显。
蜀汉地方，易守难攻，若能真正联合吴国，协调一致地对付强魏，则蜀汉偏安西南还是有可能的。而四川地区优越的经济环境也可以为蜀国稳固防守提供条件。如果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的资源能够真正被开发，蜀汉的经济实力必将大增，逐鹿中原的机会自然大了不少。
过早的北伐让蜀汉耗尽了财力，影响了蜀汉的经济发展，使其相对弱小的军事经济实力更加弱小。由于蜀汉经济基础薄弱，经不起连年战争，浩大的军事开支，加上币材紧缺，使蜀汉不得不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所铸行的多是大面值钱币。没有相应的社会物质基础作为后盾而铸行大面值减重钱币，必然会引起物价飞涨。同时蜀汉国民对长期的战争也极为厌恶，千方百计逃避兵役。有资料表明，由于诸葛亮连年出兵北伐，兵员不足，遂调各郡兵补充北伐部队，然而各郡大约是以各种借口为由而拒不发兵，形成了“多不相救”的局面。诸葛亮死后，军队中大量的士兵和职业兵户更是纷纷逃亡，做为地方长官的吕乂，数年中仅在一个蜀郡就查出了万余名逃避兵役者。至蜀汉后期姜维北伐期间，蜀汉已经出现了“经其野民皆菜色”的景象，可见连年北伐对蜀汉经济造成的伤害之大。
孙权很重视农业的生产。大约在汉建安七年至建安八年间，孙权开始推行屯田。孙吴的屯田分为军屯、民屯两种，采用军中编制，设置典农校尉、典民都尉、屯田都尉等官职管理屯田事务。屯田兵且耕且战，屯田户只种田，免除服役。226年（黄武五年），孙权还采纳陆逊的建议，扩大屯田面积，并将自己驾车的牛由八头减为四头，用于耕地。他还身为士卒先，亲自耕田，“与众均等其劳”，这些作为大大鼓励了士农的情绪。
在今浙江境内开辟有海昌、上虞、新安等屯田区；在湖滩大规模开垦土地，建立了毗陵、湖熟、溧阳、江乘、于湖、赭圻等屯田区；用南迁人口建造了金宝圩；在长江中游建立了浔阳、阳新、武昌、陆口、江陵、长沙沤口等10余处屯田区。这些措施促进了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皖城的屯田基地有屯兵数千家，而毗陵的屯田民则有男女数万口。孙吴屯田的规模可观，且多用牛耕，耕作技术也较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