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胡为佛亦称老子化胡，老子在道教中是一位非常尊贵的神，被称为“太上老君”或“道德天尊”，认为他是创立道家思想和哲学的人。老子化胡是指中国的老子西出函谷关，到西域（包括天竺）对西域人、天竺人实行教化的传说。
老子化胡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曾经担任过当时宫廷图书馆管理员，非常博学。看到国家开始衰落，老子就辞去职务去了西方。他经过边界时，当地的一个官员请求他写点东西，于是他就写了关于道德的文章，赠给那位官员。这就是老子留下的名著《道德经》，也是后来道教最重要的经典。传说老子活了160-200岁。2500多年前，老子离开洛阳，出函谷关向西，之后再也无人知晓其下落。《史记》笼统地说他西出函谷关，不知所终。道教徒为了神化老子，传说他在那里变成了佛陀，建立了佛教，并开始对印度人实行教化，这就是所谓的“老子化胡”。
历史记载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 “罽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皆并属大月氏。临儿国，浮屠经（佛经）云其国王生浮屠（Buddha）。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Suddhodana），母云莫邪（Maya）。浮屠身服色黄，发青如青丝，乳青毛，蛉赤如铜。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胁出，生而有结，堕地能行七步。此国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
后汉书襄楷传曰：‘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齐书顾欢传云：‘欢着论曰：道经云：老子入关，之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名曰净妙。老子因其画寝，乘日精，入净妙口中。后年四月八日夜半时，剖左腋而生，坠地即行七步。于是佛道兴焉。
老子化胡经
《老子化胡经》，西晋道士王浮撰一卷。借以抬高道教贬低佛教，后人陆续扩增为十卷。《通志·艺文略》即著录为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六亦录为十卷，并称魏明帝为之序。《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四著录十卷，并引裴松之《三国志注》、《新唐书·艺文志》等说明化胡成佛故事的发生及对《化胡经》真伪的争议。敦煌写本有此经十卷本残卷，存一、二、八、十等卷，系唐玄宗时写本。按王浮所撰一卷本《化胡经》，早佚，后经增纂的十卷本，也仅存残卷。主要内容是敷衍老子携关令尹喜西入天竺，化为佛陀，立浮屠教，从此才有佛教产生的故事。现存唐玄宗时写本之第一卷，记西域八十一国名称，多与唐代典籍所载相同，当出于初唐。第十卷《老子化胡经玄歌》，则为北魏作品，可见此十卷本非一时一人之作。
化胡由来
初期的佛教传扬不易，所以常依附于黄老道教而行。佛教攀援道教老子大抵可以从东汉明帝时楚王英说起，《后汉书》说其“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黄老、浮屠可以共祠，除佛教初期为了阐教刻意依附老子（老子“我有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和佛教重慈悲、戒贪、谦卑相同，可以比附）外，还和当时流传老子入胡为浮屠有关。《后汉书》之《襄楷传》所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老子化西胡品》引《太平经》云：“老子往西越80余年，生殷周之际也”（《太平经》撰成在襄揩前）。并且，这种说法，未必出自道教徒，有可能是佛教初传，为求在中土流行，而刻意攀附。佛教攀附道教，混老子浮屠为一，自佛教传入伊始就是如此，似乎一直沿袭到汉末，汉献帝时牟融《牟子理惑论》中依然混佛老为一。到了三国魏末，鱼豢《魏略 西戎传》沿成其意说：“《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二十有九。”到了西晋惠帝世，道士王浮根据汉魏流传下来的传说编造了《老子化胡经》。上述老子化胡的说法，从汉至西晋，少有佛徒提异议，然而自东晋中叶后，佛教的势力渐盛，不再须要攀附道教，于是开始攻击斥责老子化胡之说。
中国的道教对待印度的佛教可能是另外一种民族神容忍别的民族神但决不能让他们高居在自己之上的形式。在印度佛教传入后不久，中国本民族的宗教道教就建立了。道教的建立虽说是受到了佛教传入的影响，但它却是由我国这个民族自身文化传统中产生的一种宗教。道教的建立和发展，必然会和佛教发生矛盾和冲突。矛盾和冲突当然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就表现为“佛道先后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发生，是由于“老子化胡说”的故事引起的。所谓“老子化胡说”是说，道教的祖师爷老子曾到西方天竺国进行教化，而后天竺才有佛教产生。这个“老子化胡”的故事开始比较简单，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记载老子至西方教化而有浮屠之教的材料是《后汉书·苏杨郎襄列传第二十》：
“延熹九年(166年)楷自家诣阙上疏曰：……臣前上琅琊宫崇受于吉神书，不合明听。……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
这段记载只是说明当时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说，这种传说的引起很可能是由于当时把老子和浮屠作为神加以礼拜之故。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道教尚未建立之前，已经有把老子和浮屠并列者，如(后汉书·楚王英传)中说：
“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诏报曰：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看来在东汉时帝王常把老子和佛看成同类的神，而后道教又把老子神化并尊奉为他们的祖师爷。据《史记》上说，老子生活在春秋晚期，他看到了周朝的衰微，于是西出关(据说是函谷关)，这时函谷关的长官尹喜请老子为他著书，于是老子就作了道德上下篇五千言，而后西去，莫知其所终。由于原来就有老子西去的传说，于是道教徒们就附会说老子西去入夷狄为浮屠。道教是中国所自出，佛教乃外来文化，中国素来持“华”、“夷”之见，把自己看成是华夏的文明地区，而把其他民族都看成是没有开化的夷狄之邦，尊华夏而贱夷狄。从道教的观点看，它自己是华夏民族的宗教，而佛教是外来的夷狄宗教，这两种宗教怎么能并列呢？于是编造了“老子化胡说”，意图把道教抬高到佛教之上。
但《襄楷传》所载，仅仅说“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并没有明确讲到老子到天竺教化胡人：虽然我们可以分析说襄楷所说的话包含“老子化胡”的意思。到三国时，道教徒不仅编造了老子到西方教化胡人的说法，甚至老子是佛的老师的说法。据《三国志·魏志》裴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中说：
“《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老子弟子，别号合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
按：鱼豢魏明帝(227—239)时为郎中，卒于晋武帝太康(280—289)之后。《魏略》大概作于曹魏之末。“《浮屠》”指佛教的经典《当为当时的某一经典》，此处所说的“《老子》经，”很可能就是指《老子化胡经》之类的“经”，当然不是指的《老子道德经》，因唐道宣《归正篇·佛为老师章》的注说“出《老子》、《符子》”，或此处《老子》指《老子西升经》。
与鱼豢大约同时有杜挚作《笳赋》，在其序中说：
“昔李伯阳避乱西入戎。戎越之思，有怀土风，遂造斯乐。美其出入戎貉之思，有大韶夏音。”
《后汉书·窦章传赞》章怀太子注说：
“茄，胡乐也，老子作之。”
《魏略》述老子化胡之说，杜挚《笳赋序》说老子入西戎作笳乐，虽然与佛教无关，但可见三国时老子教化胡人的故事甚为流行。在汉末至曹魏这一时期，佛教徒方面没有对这种说法提出反驳。推究其因，或因为佛教这种外来宗教在当时仍依附于中国原有的道术，而老子不仅是两汉以来黄老之学推崇的对象，而且也是魏晋玄学所推崇者，其在人们心目中之地位当在佛之上，所以还没有对“老子化胡”这一说法提出异议。
至西晋初年，“老子化胡说”仍很流行，如作《高士传》的皇甫谧尝说：
“老子出关，入天竺国，教胡王为浮屠。”
皇甫谧大约生于汉末建安年间(215前后)，死在晋武帝太康三年(282)，《晋书》有传。皇甫谧的这段话较之襄楷的话就明确多了。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晋时出现了一本据说是由道士王浮所造的《老子化胡经》。《老子化胡经》早已散失，后于敦煌石室得《老子化胡经》残卷，据大忍渊尔《敦煌道经目录》所载，有《老子化胡经》序，第一卷、第二卷、第八卷、第十卷等残卷。但敦煌之《老子化胡经》残卷据考证已不是西晋时的原本，而是经过后人加工扩大而成的。关于记载王浮造《化胡经》以及他和僧人法祖关于佛道二教正邪的争论的材料，在此一时期有东晋末竺道祖撰的《晋世杂录》、刘宋时刘义庆的《幽明录》、梁裴子野的《众僧传》等。记载“老子化胡”故事的书也不少，如葛洪的《神仙传》、东晋孙盛的《老聃非大贤论》、《老子疑问反讯》等。但最重要的材料应是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祖法师传》中的记载，其文说
“有一人姓李名通，死后更苏，云见祖法师在阎罗王处为王讲《首楞严经》。……又见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锁械，求祖忏悔。昔祖平素之日，与浮争正邪。浮屡屈，即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殃有所归，故死方思悔。”
慧皎《高僧传·帛远传》也有同样的记载。帛远字法祖，是晋惠帝时(290—306)的人，这时已是西晋中期了。从上面所引的材料可以看到两个问题：一是，在西晋时道教不仅有“老子化胡之说”，而且创造出了《老子化胡经》这样的书，用以证明佛教是出于道教；第二是，西晋中叶后，佛教势力渐盛，不再能容忍道教关于“老子化胡”的说法，因而与之争辩。但是王浮与法祖争论的内容不得其详，大体上是争论哪一种宗教是“正道”，哪一种宗教是“邪道”，似乎也还不是直接争论佛道先后问题。
《弘明集》卷一有未详作者的一篇《正诬论》，在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提出了佛道先后的问题，，其文说：
“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经云：闻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终，永存绵绵。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语，晋言无为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称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讲道德之经邪？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众圣之元始也。”
这里所说的“经”是《老子西升经》，在《广弘明集》卷一中也引有这句话，即说出自《老子西升经》。《正诬论》这篇文章虽作者不可考，但文中说“晋言无为”云云，大体可断定为西晋或东晋的作品。由此可知，在晋时佛教徒已可以把佛提高到老子之上，来为佛教争取地位。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难道道教的著作《老子西升经》会自己说他们的祖师爷老子是佛的弟子？显然是不可能的。其实我们仔细读所引《西升经》的文字根本得不出老于是佛的弟子这样的结论来。因为书中“古先生”是指谁并未明言，何以见得是指佛呢？据史料内容看，《老子西升经》大概也是西晋时的作品，而今存《西升经》有多种版本，据《道藏》中所收宋徽宗注本《西升经·西升章第一》说：
“老子西升，开道竺乾，号古先生，善入无为，不终不始，永存绵绵。”同本末章《戒文章》第二十九说：
“老君曰：吾重告尔，古先生者，吾之身也。今将返神，还手无名，绝身灭有，绵绵常存。吾今逝矣……忽然不见……喜出庭中……即仰睹悬身坐空中，其状如金人。”
这段文字大概也不会是晋时原本的文字，但《西升经》既为道家著作，决无以“古先生”为佛是老子之师的道理，因此大义应是不差的。前面引的一段《西升经》所说的“古先生”自然只能是指老子，并说他去天竺开导其地。后一段更说明老子悬身空中，状如金人，即变化为佛。晋时的佛教徒改《西升经》只改了个别字，加了一句“善为泥洹”，使文意不清，而解释说“古先生”是佛，是老子之师。到唐初道宣的《归正篇·佛为老师章》就改为：“老君曰：吾师化游天竺，善入泥洹”云云，成为老子自己说他的老师佛“化游天竺”了。
道教徒伪造“老子化胡说”，作《老子化胡经》，后来佛教徒又纂改道教经典，把本来是“老子化胡”的意思改为佛是老子之师“化游天竺”。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宗教为了信仰的目的，要把自己的宗教派别抬高到其他宗教派别之上，不惜造假，用以骗人，也骗自己，这种事在宗教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佛道之争
佛教传入中土，传统文化之卫道者一则以佛教来自印度，乃夷狄之教，以为夷狄文化低落，不及华夏，故不当信从。二则以华夷地域不同，益证老子序中以东为木，属阳，为道之所出；西为金，属阴，为佛之所生。阳尊阴卑，故道教优于佛教。三则以华夷之间，种族不同，夷人始信佛教，华人不当信。四则以佛教之流入中土，每致国家之衰乱，故不应信。自道教初兴，佛教东来，初期颇有互相利用之处，因两者所标义旨，间有相同。佛教传入之初，译天竺文为汉字，尝袭用道家字义，后道家亦有袭用佛教教义者。
佛道之争，虽属宗教冲突，然二者之兴替，皆不离帝王之爱恶亲仇，结果有力者较易获胜，失败者，每遭毁灭之厄运。佛道之争最早见于东汉，迦摄摩腾与诸道士论难；三国时代，曹植作‘辩道论’批难神仙说之诈妄；西晋时，王浮所作‘老子化胡经’，为后世论争重要材料。主要的内容是：老子出关西去之后，化为佛陀，把他的教导传化于西域。特别指出，所谓印度佛教乃是渊源于老子的教导。化胡经中的"化"字，包含了教化、宣化与转化的意义，"胡"自然就是洋人，外国或外国人的意思。长时期，中国人除了中国的汉族以外，所有的外族或外国，一律广义地称之曰："胡"。最初化胡经的"胡"字，是狭义地专指佛教。作者是道士王孚，南朝僧佑在他《三藏集》中的《法祖法师以诬谤佛法．．．。"王浮是西晋时的道士，而且是一位道教的祭酒（领袖）。
然争论之白热化则在南北朝以后，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开创新天师道，并使之国教化，确立道教之宗教教团；南朝宋之陆修静、梁之陶弘景对教学整备及道教经典整理予以体系化，对社会之影响亦相对增加，而足以与佛教相抗衡，其论争焦点系以‘夷夏论’为中心，争论舍华夏固有宗教而信奉夷狄之教（佛教）之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道士顾欢著’夷夏论‘，引致明僧绍著’正二教论‘、慧通著驳顾道士’夷夏论‘以辟之，又有张融著’门律‘，主张道佛一致，而以道教为本，佛教为迹，提倡本迹说，然就二者优劣而言，主张道教居优位。
于北朝，孝明正光元年（520），宫中亦有佛道二教之论争，即清道观之道士姜斌与融觉寺之沙门昙无最，以老子与佛陀二人之出世先后为对论主题，论争结果，姜斌被论破，流放至马邑。其前，甄鸾之‘笑道论’与道安之‘二教论’二书为当时有关佛道优劣论争之重要论著，此二书皆以强烈之论点大力论难道教之低劣。然于北朝，佛道之抗争不仅为双方之论争而已，更加上当权者之政策压迫，此即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中，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之摧残佛教。
三武灭佛即指：(一)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谦之清静仙化之道，及司徒崔浩之怂恿，乃下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二)北周武帝欲以符命曜于天下，听信道士张宾与元嵩之言，决心灭佛。(三)唐武宗宠信道士赵归真，拆佛寺四千六百余所，迫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还俗，收充两税户。为历史上佛教徒之大浩劫。
隋代统一南北，唐祚代兴，以老子与唐室皆李姓，予道教以特殊礼遇，太宗更明诏道教居于佛教之上，定道先佛后之席次，成为唐朝一贯方针，道教乃得蓬勃发展。武德四年（621），道士傅奕上奏沙汰僧尼十一条，济法寺法琳撰‘破邪论’论道教之虚妄，道教方面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批论佛教，激烈争论佛道席次之先后问题。八年，定道、儒、佛之顺位。高宗显庆三年（658）三次召集僧道于内殿论议；五年，僧静泰与道士李荣又就老子化胡经引发论争；至龙朔二、三年（662～663），论争犹未止。此等佛道论争之结果，道教方面摄取佛教经典之教理，制作种种经典以对抗佛教。宋代道教活跃，王重阳创全真教；元时，其第五代教主邱处机之弟子李志常占有佛寺，破坏佛像，并将‘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经’及‘老子八十一化图’，刻板刊行，少林寺福裕斥其伪妄，宪宗五年（1255）令二人对论，志常败论，帝遂勒令烧毁道德经以外老子化胡经、老子八十一化图等一切伪经；以后二教明争暗斗相续不绝；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下诏弹压全真教，魏晋以来之佛道之争遂平息
佛道二教各有其特色与信众，对立结果往往意气用事，各成派系，排斥异己，或互相诋毁，如佛徒着笑道论，道流亦作笑佛论以敌之。然佛道二教经魏晋南北朝、隋、唐数代之发展而更深入民间，牢不可拔，影响后世学术思想甚巨。
有关收录佛道论争之文献不少，较重要者有弘明集、广弘明集、道宣之集古今佛道论衡、法琳之破邪论、神清之北山录、智升之续集古今佛道论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