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从2008年下半年起明显下滑，到2009年第一季度下降到谷底，但从2009年第二季度起扭转了下滑趋势，开始逐季回升，走出了一个标准的V字形反转，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仍然不足。因为经济的回升主要是依靠政府实施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等政策发挥作用的结果，而社会投资意愿尚未明显跟进，居民消费后劲亦感不足，进一步扩大内需难度加大，而外需的萎缩和低迷状态又难以在短期内改变。
二、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结构调整难度加大。目前，总体上说，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我国已有近200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却很少。在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尚不到10%。由于我国出口产品大量是贴牌产品，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的低端，附加值很低，导致利润大量流失。据统计，在我国出口的通讯、半导体、生物医药和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品中，外国公司获得授权的专利数占到90%以上。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我国总体上也缺乏核心技术和领军人才。与此同时，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而淘汰落后产能和兼并重组又面临就业压力大、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制约。不仅一些传统产业仍在盲目扩张，而且一些新兴产业也出现重复建设倾向。
三、就业压力总体上持续增加和结构性用工短缺的矛盾并存。一方面，从劳动力供求总量看，一定时期内仍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和高校毕业生的规模很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也还很大。另一方面，在就业上又存在着一定的结构性供不应求的用工短缺情况。2010年新春伊始，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就出现了“用工荒”问题。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期调查，东部沿海地区有70%被调查的企业存在“用工荒”。这一来是因为经济回升向好，企业特别是沿海外贸企业的订单增多，因此用工需求旺盛，更需要具有一定经验和技能的熟练工、技术工；二来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对工作选择、生活待遇、未来前途等有了新要求。这就使得用工需求方与劳动供给方二者出现不匹配。
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基础不稳固。一来，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薄弱，农业抗灾能力不强，农业生产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还很大；二来，农业科技推广等社会化服务的基层体系尚不健全，其对农业生产的支撑不足；三来，粮食连续6年实现增产，粮食生产基数不断提高，农业种养的比较效益又偏低，农产品价格下行压力亦较大，粮食持续增收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都在加大；四来，农村各项公共事业的发展还很滞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也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保护耕地问题、保障农民权益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等。
五、财政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及时、果断地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一揽子计划，有效扩大了内需，很快扭转了经济增速明显下滑趋势。但与此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财政金融风险。2009年，货币信贷超常增长，人民币新增贷款高达9.6万亿元，同比多增4.7万亿元。这对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和滞后的消费物价上涨产生了很大压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迅速发展，潜伏的财政信用风险不容忽视。
六、医疗、教育、住房、收入分配、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也是我国社会矛盾凸显期。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任务还很艰巨。据新华网、人民网2010年“两会”前夕分别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医疗卫生、教育公平、调控房价这“三难三贵”问题（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买房难、买房贵）仍被选入前十大热点问题，其中，特别是房价过快上涨问题从来没有像2010年这样备受关注。同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也被选为前十大热点问题，而且在新华网调查结果中还被列为榜首。调查认为，我国目前绝大多数居民并不是没有消费意愿，而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一些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消费能力不足。另外，户籍改革、养老保险、反贪反腐、司法公正、民主监督、网络问政等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也受到广大网民的高度关注而被选为前十大热点问题。
我们必须全面、正确地判断形势，决不能把经济回升向好的趋势等同于经济运行的根本好转。要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努力化解矛盾，更加周密地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