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从《雷雨》到《日出》艺术创作的发展：
从《雷雨》到《日出》的变化，是曹禺在《雷雨》取得成功后，试图超越自己的一次大胆尝试。他曾在《日出·跋》中说："写完《雷雨》，渐渐生出一种对《雷雨》的厌倦。我很讨厌它的结构，我觉出有些'太像戏'了。技巧上，我用的过分。仿佛我只顾贪婪地使用着那简陋的'招数'，不想胃里有点装不下，过后我每读一遍《雷雨》便有点要作呕的感觉。我很想平铺直叙地写点东西，想敲碎了我从前拾得那一点点浅薄的技巧，老老实实重新学一点较为深刻的。"这时候，作家首先想到的是俄国戏剧大师契诃夫和他的《三姐妹》："我阖上眼，眼前展开那一幅秋天的忧郁，玛夏、哀林娜、阿尔加那三个有大眼睛的姐妹悲哀地倚在一起，眼里浮起湿润的忧愁，静静地听着窗外远远奏着欢乐的进行曲，那充满了欢欣的生命的愉快的军乐渐远渐微，也消失在空虚里……然而在这出伟大的戏里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的人，有灵魂的人，不见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平淡，剧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生展，却那样抓牢了我的魂魄。……我想再拜一个伟大的老师，低首下气地做个低劣的学徒"。因此，作品的变化虽然是多方面的，却是一气呵成的。
作家首先考虑到的是结构的变化，"决心舍弃《雷雨》中所用的结构，不再集中于几个人身上。"用片断的方式，将许多人的人生"零碎"串起来，自然地，作品的表现内容也就得到了扩展，形成了从家庭悲剧到社会悲剧的变化。相应地，在作品的主题上也更加符合当时主流文学的要求，更加具有现实主义的特色。创作《雷雨》时，作者并没有意识到"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到创作《日出》时，作者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要揭露"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从创作意图上说，这已经十分接近同一时期田汉、洪深、夏衍等左翼作家的创作了。曹禺在《〈日出·跋〉附注》中，说得更加明确："果若读完了《日出》，有人肯愤然地疑问一下：为什么有许多人要过这种'鬼'似的生活呢？难道这世界必须这样维持下去么？什么原因造成这不公平的禽兽世界？是不是这局面应该改造或者根本推翻呢？如果真地有人肯这样问两次，那已经是超过了一个作者的奢望了。"但是，从《雷雨》到《日出》仍然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创作风格，保持着作家内心里的骚动和郁热，保存着他的"蛮性的遗留"，描写的也依然是生活在狭的笼里而得意洋洋的"可怜的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