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的现状、原因及其发展前景
一、 中日关系的历史考察：几个大的历史阶段
1 、 19 世纪 60 年代之前（明治维新）： 中强日弱，日本长期处于中国的“朝贡体系”当中，是中国在东亚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一员。儒家文化是日本社会长期学习的文化。
2 、 19 世纪 60 年代（ 1868 年）——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 1894 ）—— 1945 年： 明治维新是日本迈向西方式现代化的第一步，“脱亚入欧”，日本成为近代亚洲唯一免遭西方列强殖民和统治的国家。中日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中强日弱逐步变成中弱日强，日本成为东亚首屈一指的国家。中日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日本上升为东亚的霸主，中国成为逐步成为日本主导的东亚秩序的一员，成为其殖民地。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 9.18 事变——全面的侵华战争
3 、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 20 世纪 70 年代： 日本战败，被剥夺了正常国家的地位，日本成为美国的军事保护国。经济上实现了巨大成就，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称为世界政治大国。日本的对华政策追随美国，双方在一种互不影响的状况下各自发展。
4 、中日建交（ 1972 年）——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中日关系全方面发展，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5 、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今： 矛盾和摩擦开始增加，中日关系呈现“政冷经热”的状态，并且政治领域的关系持续下降。
二、 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其具体表现
中日关系当前呈现经热政冷 的局面，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双方关系又持续恶化的趋势。
1、 经济关系状况：
（1） 1993 年以来，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 2002 年中日贸易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 1019.1 亿美元。中日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额的 16.4% 。对日本而言，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无论在出口方面还是在进口方面，日本贸易中的中国位置均为第二位。 2001 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 7.7% ：来源于中国的进口占日本进口总额的 16.6% 。
（2） 中日贸易的互补性
两国之间在经济上互补性大于竞争性。 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低技术成分的机械电子产品 ( 如家电 ) 、纺织和食品为主，而日本对中国的主要出口项目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机械电子产品 ( 如电机 ) 、汽车和化学制品。 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看，日本约为中国的 40 倍。
（3）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贷款和援助（ ODA ）
1993 年，中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接受国。 2002 年中国接受的外资超过美国，总量居世界首位。 自 1997 年以来，日本企业一直将中国看成最有魅力的投资国。在中国内地接受的外资中，绝大部分来自香港特区和中国台湾。与其它亚洲较为发达的国家 ( 如韩国，新加坡 ) 相比，日本对华投资较为谨慎。 2004 年，在日本的对外投资中，中国占 14% 。
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贷款国和援助国。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没有资金来源的时候，日本就提供了日元贷款。当时的日元贷款集中在沿海地区，主要用于修铁路和港口。中国总长 13000 公里 的电气化铁路的 35 ％（每 3 站地有 1 站地）利用日元贷款。另外，中国大约 470 个大型泊位中大约 60 个泊位（每 8 个有 1 个）利用日元贷款。
自 1979 年日本首度表示对华提供日元贷款以来，截至 2002 年 3 月底，日本政府对华日元贷款的累计额达 28293 亿日元，折合人民币 1433 亿元，占外国政府对华贷款总额的一半以上。不承担还款义务的无偿援助，到 2001 年末，累计合 53.6 亿人民币；对华技术合作，截至 2000 末，达 64.8 亿人民币，援助项目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等领域。
随着中日经济发展势头发生变化、中日政治摩擦开始抬升，日本鹰派首先在各种政治场合和媒体上对对华援助提出了疑问。日本国民就是在这种负面的政治氛围下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的，他们对政府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感到不解，对有些日本媒体宣传的“中国得到援助却一点也不感谢”、“中国接受日本援助来增强军事”、“中国接受日本援助，却还援助其他国家”等说法产生共鸣，因此，近年来，日本国民对对华援助的负面认识逐渐上升，国内有呼声，要求政府大规模削减对华援助。
因此，日本政府首先改变了对华援助的拨款方式。从 2000 年开始，日本援助款由以往的 5 年一次给齐的方式，转为每年审核批准。
另一方面，在援助准则上进行大面积修改。 1992 年，日本内阁发表新的 “ODA 大纲 ” ，制定了 4 点政治原则，加入援助必须看被援助国的民主化情况、军备情况等政治化内容。
根据这一大纲，日本针对中国 1990 年代中期的核试验首次发动了部分冻结无偿援助、缓谈日元贷款续签协议进程等制裁。此事之后，日本国内又开始蔓延 “ 中国军事威胁论 ” 和 “ 中国经济威胁论 ” ，日本的对华援助开始向减少数额、改变援建项目、与政治军事问题更多地挂钩的方向变化。
2000 年，日本政府不仅取消了对中国的资金优惠划拨方式，而且大幅度削减 ODA 额度，减幅每年在 20 ％以上。据日本外务省资料， 2001 年，日本政府对华日元贷款削减 24.7 ％，并宣布停止向东部沿海地区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援助，将重点放在内陆贫困地区以及环境保护方面。
到 2008 年日本将完全停止对华援助。
（ 4 ）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中国快速的发展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复苏。
2、 当前中日关系中日益突出的具体问题
（ 1 ）历史问题和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 两国民众相互厌憎和敌对的心理情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持续恶化。历史问题是激化中国民众对日心理恶化的发酵粉，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造成一直以来以经济“优等生”自居的日本出现对中国莫名恐惧和敌意的主要因素。这两大因素对中日民众心理的影响还将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和中国经济在可预期的将来持续增长而不断加大。我们应该看到，现实的经济政治摩擦是双方民众心理情绪恶化的导火索，民众心理的敌对和不信任又将是经济和政治矛盾的倍增器，如果处理不好，两国民众心理的恶化将会同现实的经济和政治摩擦形成恶性循环。如何防止两国民众心理情绪进一步恶化，避免中日民众经久对立是中日关系中极为紧迫而重大的问题。
靖国神社是日本明治时期建立的，是日本为祭祀在历次战争中战死的人修建的，战前，靖国神社既是国家宗教设施，也是军事设施，它从一开始就与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日本对外侵略中，军国主义势力利用靖国神社煽动崇拜天皇、为天皇陛下赴死的军国主义情绪，为侵略战争服务。战后，靖国神社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但其作为军国主义精神支柱的影响依然存在。日本政客频频参拜的东京靖国神社里供奉着东条英机等 14 名二战甲级战犯和约 2000 名乙、丙级战犯的牌位。
自1975年起，日本历届在任首相均以“私人身份”到这个神社参拜。1985年8月15日，以中曾根康弘为首的日本内阁大多数成员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7月29日，当时的首相桥本龙太郎也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过靖国神社。日本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已经 5 次参拜靖国神社。
小泉的想法：作为日本首相，向“英灵”发誓为永久的和平而努力这本身是自然的，各国有各国“慰灵” 的方法。日本人认为死者都是“神”，而中国人则认为坏人即使死了也是坏人。
（ 2 ）领土争端和东海划界问题
东海大陆架位于中、日、韩三国之间，是中国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东海大陆架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水产、石油、天然气以及稀有矿产资源。近年来，我国勘探人员先后在中国东海大陆架上发现了 7 个油气田。我国的态度是，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中日间专属经济区的划分应该遵循 “ 大陆架自然延伸 ” 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两国海洋专属经济区分界线应在冲绳。日方说法：日本一直主张采用陆地间等距离中间线来划分中日两国之间的东海大陆架。日方所谓 “ 本国大陆架 ” 勘测的范围包括中国领土钓鱼岛、日本与韩国有争议的独岛等海域，总面积达 65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的 1.7 倍。依据日本的 “ 中间线 ” 划分法与依据中国主张的 “ 大陆架自然延伸 ” 原则划定的日本专属经济区的面积差了约 30 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 3 个浙江省的面积。
起因：日本认为中国正在建设的东海春晓油气田侵犯了日本的油气资源。日方认为中国正在开发的油气田矿床延伸到了 “ 日方一侧 ” 。这个油气田位于宁波市东南 350 公里 的东海西湖凹陷区域，由春晓、残雪、断桥和天外天 4 个油气田组成，总面积达 2.2 万平方公里。自 2004 年 8 月开发进入实质性阶段。
4 月 13 日 ，日本启动了允许民间企业在东海海域资源试掘权的程序。试掘的地点就在日本单方面主张的所谓中日东海 “ 中间线 ” 靠近日方一侧，此地区系中日两国东海经济专属区的争议区。
（ 3 ）修宪问题
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真诚地企望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 《日本国宪法》共十一章一百零三条，其中第二章《战争的放弃》只有第九条一条，足见第九条在整部宪法中的重要地位。 日本宪法第九条是《日本国宪法》的灵魂和根本原则之所在。由于它明确规定永远放弃战争和武力、禁止国家保有一切军事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所以，《日本国宪法》也被称为 “ 和平宪法 ” 。
对于日本修宪的举动，我们有理由保持警惕，但修宪也并不就意味着日本必然上走军国主义的道路。
1992年，日本政府通过采取强行措施，在国会通过了“海外派兵法”，使日本自卫队在二次大战后首次跨出国门，发挥军事作用，为后来的类似行动打开了突破口，具有划时代的作用。此后，日本通过对“自卫队法”进行修改，放宽了自卫队在海外执行任务时使用武器等方面的限制。1999年，日本通过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即“周边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及“日美相互提供劳务和物资协定修正案”）2001年，日本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等三项法案，实现了战时向海外派兵的企图，使日本向海外派兵发生了质的飞跃。2002年通过了“有事法制”三法案，即“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是在认定发生“武力攻击事态”的情况下，日本首相在认为必要时可自行决定派兵赴海外对付所谓“周边事态”。“有事法制”三法案在国会通过后，日本为了进一步拓宽向海外派兵的道路，又迅速通过了“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案”，在加紧谋求“做有军事实力作后盾的政治大国”的道路上又迈出新的一步。
经过10余年的不懈努力，日本已经为其军事发展构建起比较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日本军事战略由“本土防御型”向“海外干预型”逐渐转变。日本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日本军队建设的目标是“合理、高效、精干”，具体来说，就是要将日本自卫队建成一支规模适当、装备精良、高速机动、整体作战能力强的军队。为此，日本每年投入世界第二的高额军费。目前，日本主战装备水平仅次于美国，有的甚至还超过美国。日本建立了世界最先进的中央指挥系统，这一系统与日美联合司令部、西太平洋美军的有关系统联结在一起，可以相互交换情报，采取军事行动。通过该系统，可以对实施海外干预的自卫队部队进行有效的指挥。
（ 4 ）台湾问题。 中日安全关系实质上一直取决于中美安全关系。在中美安全关系中台湾是最核心的问题。但是由于日本长期在台湾问题上的谨慎态度，台湾问题并不是两国安全关系的重心。但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因素却日渐突出，开始上升为中日安全关系的核心问题。美国为其全球安全战略考虑，日益赋予日本在东亚安全问题上更多的自主性。日本也利用这一机会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为其自主的军事和安全战略进行努力。在国内，一是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二是借助伊拉克战争，于 2003 年通过了“有事三法案”，为争取更大的对外活动空间消除国内障碍；对外则是依托日美同盟提升自身在地区安全问题尤其是台湾问题上的影响力。 1997 年，修改日美同盟的防御范围，将其扩大到台湾海峡，日本的安全政策也从保卫日本转向军事参与周边地区甚至全球任何地区的军事冲突。 2005 年 2 月，美日 “2 加 2 会谈 ” 大幅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宣布， “ 台湾海峡的安全问题 ” 将成为两国的 “ 共同战略目标 ” 。日本在东亚安全尤其是台湾问题上参与欲望的大幅增加是导致近来中日关系紧张的另一大因素。
三、中日关系的走向及其原因分析
中日之间矛盾和摩擦频起，历史原因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更大范围看，主要还是因为中日之间的关系正在经历结构性的变迁。正是这种结构性的变迁导致了中日之间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所谓结构性变迁是指两国间的实力对比在内容和程度上出现了巨大变化，从而导致双方固有的关系模式正在经历根本性的转变。
从历史上来看，中日间关系的结构性变迁和矛盾有两次：第一次是发生在从日本明治维新到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不到 30 年时间内的中日关系的巨变；第二次就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日渐凸显的新一轮中日关系结构性变迁。
中国的强大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在地缘政治上同属东亚的日本而不是美国。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实力的增长，从近期来看，还无法直接挑战其在东亚乃至世界的霸权。同时，美国并非是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全面、直接地控制东亚地区，其在东亚地区的霸权留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并且随着东亚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各国自主性的外交意愿增大。这样，在东亚地区有实力的国家都有发挥自己外交潜力的空间，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韩国都在努力增强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因此在短时期内，中美之间不会发生结构性的竞争，而中日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将首先凸显出来。
（一） 中日经济关系的结构性变迁
一直以来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都被认为是互补性和无太大竞争性的关系。但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中日经济关系开始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从长远来看将是一种结构性的变迁。中日经济状况的“逆向变化”趋势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东亚地区经济主导权的竞争。一直以来日本凭借其经济和技术优势在东亚建立了一个“雁行”经济模式，但是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日本经历了一个 “ 失去的 10 年 ” ，难以继续扮演 “ 领头雁 ” 的角色。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则蓬勃向上，在地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迅速提高。 2001 年 5 月 18 日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经济产业省的该年度《通商白皮书》，其中第一次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 “ 雁行发展 ” 时代业已经结束。 “ 后 ‘ 雁行模式 '” 时代日本虽依然是这一地区最有实力的经济体，但其牵引东亚经济的 “ 火车头 ” 作用已大为减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正以产业技术上的跨越式赶超和经济规模上的 “ 巨国效应 ” ，开始日益发挥更多的牵引作用。 “ 后 ‘ 雁行模式 '” 时代的到来，实质上就是 “ 中日两强 ” 趋势的首次出现。[1]日本作为东亚传统上的经济领导者，对于这种“两强局面”的出现当然不会视而不见，而是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与中国在东亚地区展开竞争。二是中日两国贸易分工模式从“垂直分工”型向“水平分工”型转变。长期以来，中国出口产品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而日本则是出口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这是一种“垂直型”贸易分工模式。从近期来看，中日在产品竞争上矛盾并不明显，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中国技术进步迅速，在国际市场分工上将向上层跃进，中日间某些产业趋同的趋势将增强，中日贸易将从“垂直分工”型向“水平分工”型转变。三是中日之间的能源和原材料关系，从“互通有无”向“彼此竞争”转变。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规模相对较小，本身又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同世界上第二大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国日本之间不存在竞争的问题，相反，中国每年还向日本出口一定量的石油、煤炭以及其它原材料。进入二十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经济由于积累了庞大的规模并且发展迅速，工业化进程进入关键时期，对能源和原材料需求急剧上升，开始改变中日之间原有的能源和原材料关系。 2003 年 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增长了 30% ，超过日本，仅排在美国之后 ，同时，中国铁矿石进口量也首次大幅超过了日本。 中国在能源和原材料需求上的迅猛提升，引起日本的极大不安。由于中日地缘上的相近性，能源与原材料需求的同质性，进口地的同源性，使双方在能源和原材料问题上存在不可避免的竞争。
（二）中日政治和安全关系的结构性变迁
长期以来在政治领域中日之间是“中强日弱”的政治关系。但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日本“只做经济大国”的发展方向开始改变，谋求“正常的政治大国”地位成为日本历届政府的目标，并逐步成为大部分日本国民的共识。日本对“正常的政治大国”的理解大致包含三个方面：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独立发展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战略、地区问题上的主导性国家。并在各个方面都采取了实际的步骤。日本对正常的政治地位的追求无疑是对中国原有政治优越感的削弱，并且在许多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性。因此，政治上两国也在由“中强日弱”向“中日两强”的局面发展。
（三）中日两国民众心理的变迁
中日两国民众的心理正在经历新的变化，即从单一的历史宿怨向互相的不信任和敌对心理变迁。从原来的“相互回避”模式向“直面相对”变化，“中日两强”局面的显现给两国民众的心理都带来新的冲击和考验。这种两强局面中又掺杂着历史的宿怨、领土的争端、台湾问题的敏感，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终于使两国民众的心理开始发生变化。
四、如何应对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变迁
历史上，中日之间的第一次结构性变迁带来的是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并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面临新一轮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变迁，中日两国都应避免剧烈冲突的出现。结构性的矛盾是否一定会带来结构性的冲突？如何解决日渐凸现的中日结构性矛盾？ 从世界历史上来考察，法德关系的变迁可以为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借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德之间的实力对比和关系发生过几次大的结构性变迁，每一次结构性的变迁带来的都是战争，法德关系也陷入了“结构性变迁—结构性矛盾—战争—新的结构性变迁”的恶性循环。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德却建立了新的国家关系的模式，战争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最根本的原因是两国共同致力于欧洲的一体化运动，通过地区的一体化消解了两国因实力变化带来的结构性冲突。中日关系当然有别于法德关系，主要的是历史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两国民众缺少必要的谅解和互信。但是面临新一轮的中日关系结构性变迁，我们不能让其向结构性矛盾的方向发展，出路就在于中日在东亚的区域性合作。只有两国共同致力于东亚的地区合作才能消解双方因新的实力变化带来的不安和冲突。现在很多学者都在探讨中日合作、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可能性。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区域合作和东亚的一体化将是化解中日新一轮结构性矛盾的唯一出路，并且具有长远解决中日矛盾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