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哲思想写关于1999年中国高校扩招前后诸方面观念的变迁的论文
随着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失败，“大跃进”一词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谁能想到，到了1999年，中国大学也来了个“大跃进”式的扩招，让大学生这一昔日的天之骄子群体，一下子颜面无存，就业状况比农民工还差劲。也许有人会说，大学扩招毕竟让更多的人上了大学，整体上提高了中国国民的素质。其实，这只是一种盲目乐观的看法，善良的人们不知道的是，1999年中国大学的“扩招”压根并不是为了发展教育，提出扩招建议的不是教育专家而是一些鼠目寸光的经济学家。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反思一批判理性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实践中因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从一产生起就为实践服务，在实践中思维，为实践而思维。哲学在实践中产生，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但是，认识不是目的，改造世界才是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产生就投入到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投入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实践中产生。还在实践中发展。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又是一种发展思维，它要求哲学不断创新。它不是僵化的，而是发展的。从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从创立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再到邓小平理论，这本身就是发展的哲学。从认识上看，只有在实践中认识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马思主义哲学从一产生，就是在创新中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旧唯物主义的创新，如果说，辩证唯物主义更多的是对黑格尔、费尔巴哈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典型的创新。从体制上看，马克思主义指明了资本主义一定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邓小平理论又对体制和体制的实现形式做了区分。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创新的学说。从创立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到现在的邓小平理论，经历了无数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农村包田城市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的学说，一国两制的理论等等，无不是在实践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书斋哲学，不是仅仅_E解释世界的哲学，它是为实践服务的，是为人类的解放服务的。充分发挥哲学理论的指导作用，为实践提供方法，指明方向，并提供对未来的预测，在实践中产生前●性的思维。主体的能动性不能仅只停留在现在，而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和思考。面向未来，用发展的眼光，把眼光放在未来．寻求未来的发展．科学预测未来发展的趋势，挖掘人们未来的需要，这不仅仅是在解释世界，而且是在改变世界。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者汪庆华在学术期刊《The China Journal》上撰文，回顾了扩招的前前后后。他认为，扩招体现了“游击队决策风格”。所谓“游击队决策风格”是与机制化的正常官僚决策机制相对的，其特点是政治挂帅、重意识形态，多采取群众动员方式，不确定性强。本来，这种决策风格更多的存在于改革开放前。那时，继承的是延安时期的教育风格，削弱职业教育家的权限，实施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采取基于阶级的教育观。这种教育管理风格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有了明显的变化：虽然仍坚持政治挂帅，但非职业教育人士对决策的干预频率和程度减少。在20世纪90年代，教育决策逐步走向标准化和常规化。那时，教育政策的决策有几个层级。教育部作为日常政策的最高行政决策机关，得到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政策支持。同时，教育部经常性征求学者、主要教育机构和相关部门的意见。当然，重要决策仍需最高领导层拍板。
中国大学扩招的政策于1999年6月出台。此前，按照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上世纪90年代初制定的规划，高等教育需“稳步发展”，到2000年，规模达到600~650万人，到2010年发展至1000万人。“高等人才供应应适当小于需求数量。”现在看来，这个规划是非常合理的，高等教育只能是“稳步发展”，如果突然来个“大跃进”，那样造成的灾难不是人们所能想象和应付的。
可是，事情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从1996年开始，人们开始热议：如何让18岁至22岁的中国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百分比达到15%，并有人攻击教育部的政策过于保守。一些学者更进一步主张教育“适度超前发展”，提出2003年入学率达到18%，2010年达到34%。
教育部对此进行了回应：扩招时机未到。第一、财政拨款不足，需要多元化资金来源，如发展民营大学。但这种方式也需逐步开展，而且要避免民营大学学费过高、教育资源不足、盲目开设热门专业等情况。第二，就业存在潜在危机。中国大学生传统上被理解成精英，应在大城市工作，毕业生大规模增加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第三，当时，教育的计划经济色彩依然强烈，学生包分配，急需整套市场化改革，之后才能谈扩招。
不过，为了回应批评，教育部还是提出了新的振兴计划，修改高教发展口号为“积极稳步发展”，打算入学率在2000年达到11%，到2010年接近15%，同时推行教育市场化改革。按规划，1999年入学大学生比1998年增加23万，提升20.4%，就业由学生自行解决，学费适当上涨。但是，教育部的教育振兴计划赶不上形势的发展，更顶不住外界的政治压力。
1997年，中国开始进入社会震荡时期。国企改革开始，大量职工下岗。随即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私企同样受到冲击。再加上城市化进程发展，整体社会矛盾加剧。1998年失业率达到7.9%到8.5%，是1949年以来最高的一年。面对经济困难，中央提出拉动内需。此时，经济专业分析人士提出，教育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供小于求的领域。
1999年2月9日，《经济学消息报》刊登经济学家汤敏及夫人左小蕾的公开信，建议“有关领导”推动在此后三到四年中让高校学生数量翻番，新增学生自行支付每年1万元学费。他们相信这会带动240亿学费及其他相关消费，并刺激10000亿相关投资，使GDP增长0.5%。公开信引发社会的热烈讨论。3月，发改委在一份涉及当时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任务的文件中，第一次把扩招列为刺激国内需求的一揽子计划中重要组成部分。紧接着，国务院4月要求教育部修改1999年高校招生计划。
事实上，教育部门对扩招一直持保留意见。为了避免政策过度超前，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高等教育中心做可行性报告。这份报告提出，扩招对经济刺激作用有限。与汤敏和左小蕾的结论不同，北大高教中心认为，在全国119个经济部门中，教育对国内消费和经济的刺激排名在100名之后。学费收入增加估计131亿元，带动其他投资309亿元。
但这份报告没有对最终的政策制定产生影响。6月初，最高领导层在短时间内作出了扩招决定。最高领导决定了事情，教育部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尽管时间紧迫，最终还是决定当年立即实施扩招计划，“摸着石头过河”。1999年，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当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60万人，比1998年增加了52万人，增幅高达48%，增长速度是1994年至1998年年增长速度的15倍。
就这样，中国大学的扩招开始了，以后每年的扩招都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正如汪庆华认为的那样，扩招这一重大教育决策的作出没有遵循正常的决策流程。最初的建议是由经济学家，而不是教育专业人士提出；政策方案是由发改委，而不是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提出。决策时间过短，政策形成、决定、实施三步几乎同时进行。
为了刺激国内需求，为了发展经济，竟然要中国的大学付出“大跃进”的扩招代价，这样的大手笔大动作，除了我们中国，哪个国家敢与我们媲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