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发展三大形态 出自哪里

2020-09-19 时事 97阅读
理论源头于资本论
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论述
我们关于资本时代和资本社会的论述,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它的理论源头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理论著作。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对于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作过这样的概括:“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他还更明确地把这种演进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或“三大社会形态”。这些论述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他说:“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去了这种社会权力,那么就需要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马克思所说的这三大社会形态或三大社会阶段,第一阶段古已有之,第二阶段是当下状况,第三阶段则是未来可能。这里所说的每个阶段都是前一阶段客观矛盾自我运动和积极扬弃的结果,同时又为后一阶段的到来准备条件。
这也就是马克思关于人类三大历史时代及其相应的主导社会形态的划分理论。用我们的表述方式,就是前资本时代、资本时代和后资本时代。前资本时代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虽说在不同的国度里,这三种社会的表现形式和前后进程有很大的差别,但它们都属于以人的依赖为基础的社会,人支配人的社会,则是没有疑义的。对于人类社会第二大历史形态,我们用了“资本社会”这样的表述,下面将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名称改变,而有着许多重要内容的深化和拓展,以便如实地容纳更为丰富的历史实践内容,但对以资本这种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社会这一关键之点,完全坚持了马克思的观点。后资本社会是人类社会第三大历史形态,指消灭了私有制和商品生产以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虽然现在许多人不相信这样的社会能够实现,认为它是乌托邦主义的空想,但在正统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目前对这种说法也是不存在疑义的[3]。目前人们对资本社会及其向后资本社会的过渡,在认识上存在着不少的误解和分歧。这是笔者系列文章要着力加以阐明的。
顺便说一句,上述三大社会形态也可就其主要特征,简略地表述为权力社会[4]、资本社会和自由社会,即行政权力支配的社会、资本支配的社会和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现在我们要着重分析的就是这个处于中间阶段的资本社会。
1.前资本社会
人类早期的生产是直接性的农业自然经济和简单小生产,其生产目的只是直接满足个体简单生活的需要。这还只是个自发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不是自觉的人为创造过程,生产力发展缓慢。与低水平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形态,先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社会,继之以主人-奴隶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奴隶社会,接着是以地主-农奴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重要特点,就是小农生产基础上的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在前资本社会中,不但奴隶、农奴是“会说话的动物”,被剥夺了作为“人”的自主权,而且奴隶主、农奴主也是不自由的,他们对下手握人身支配之权,自己的命运又被操纵在上面的统治者手里,被种种人身依附关系所束缚。在长达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人们深受族权、教权、神权和皇权的压迫,妇女还要多加一层夫权的压迫。这种社会本来是在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产生之后又以种种等级特权扼杀了人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我们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前资本时代的残余仍然大量地存在着。例如,长期以来我们关于生产目的的概括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而不是追求更高的利润和剩余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们所理解的生产还带有某种前资本时代自然经济的特征。而我们计划经济时期从中央到地、县、乡(镇)和行政村五级行政机构的设置,也带有某种程度的等级式官僚化特征。“官本位”意识还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占有主导地位,裙带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是行政运作和市场交易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潜在关系。尤其是在市场化改革受挫的时候,总会出现一些要求回到类似于前资本关系的冲动。
2.资本社会
资本社会的支配力量是金钱和资本,资本的“历史使命是无顾忌地按照几何级数推动人类劳动的生产率的发展。”这就是说,“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
在资本社会,由于物质生产摆脱了个人的直接需要,生产目的便从过去那种具体的使用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因而使生产本身成为无限的了。这就是市场经济能够创造“魔鬼般的生产力”的根本原因。这种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在一定范围内确实可以为未来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但其本身却是在异化的形态下进行的。在这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人所创造的东西异化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部客观力量”。
从历史发展全局来看,这首先是历史的进步,而不单纯是人性的堕落。因为由剥削带来的大量财富积累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马克思确曾说过,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上,它的每一个毛孔中都带着血污。这主要是针对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野蛮竞争来说的。就一般资本关系而言,正如马克思所说,“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6]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是在摧毁族权、教权、神权和皇权之后产生的,它承认人人皆有“追名”和“逐利”的平等权力,并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与法律制度来保证公民的这种权力。这就把人们发展生产、发明创造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推动经济与文化飞速发展。并从三个方面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一是经济高速发展创造物质条件;二是科技、文化、教育快速发展创造精神条件;三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使劳动者的阶级意识觉醒,组织纪律性得到提高,从而成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掘墓人。
3.后资本社会
马克思证明,资本推动生产发展的结果,将达到这样一个转折点:人们的必要劳动时间极大缩短,有可能依托科学技术的自动控制装置而退出直接生产过程,同时生产资料退出直接资源配置。于是人类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形成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基础,消灭了私有制与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后资本社会。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上只有作为人类发展第二阶段的资本社会,才是唯一“为生产而生产”的社会。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与其说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如说是“扬弃劳动的异化”,“解放生产者”,把劳动者从权力和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解放生产力是过去一切革命共同的使命,而解放生产者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特有的使命。”
上述极简要的阐述表明,马克思是以大历史观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的。他划分三大历史时代的理论至今无人能够反驳,尤其是他关于前资本时代和资本时代的论述已为迄今人类发展的历史所证明。至于他没有预计到资本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相继出现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二者并将长期共存,则完全是由于他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在资本时代的条件下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应当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显然不是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后资本主义的、或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但却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共产主义这个未来目标。把它定位为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初级阶段,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判断,是鲜明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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