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两大流派会走向融合吗

（1）货币主义学派（Monetarism）又称“芝加哥学派”（Chicagoschool），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急先锋，其创始人及主要代表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1912-2006）1950年代就开始反对凯恩斯主义。认为长期内存在“自然失业率”（Naturalrateofunemployment），即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当劳动市场在竞争中达到均衡时，由技术水平、风俗习惯、资源数量等实际因素决定的固有的失业率，包括自愿失业（Voluntaryunemployment）、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unemployment）和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unemployment）等。自然失业率是保持零通货膨胀率的最低失业率，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时，短期内由于货币幻觉，实际工资（Realwages）暂时下降，厂商扩大生产，增加就业，但长期内，由于“适应性预期”（Adaptiveexpectation），工人会要求提高名义工资（Nominalwage），引起实际工资和失业率回升，结果仅仅是通货膨胀（Inflation）。弗里德曼还提出“恒常收入假说”（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ofconsumption），认为消费者不是根据现期收入而是根据“恒常收入”来安排消费，因此短期内扩张性政策不可能刺激消费，再次否定了干预政策的有效性。弗里德曼认为“唯有货币最要紧”，主张“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Single-rulepolicyofmoney），即每年根据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按某一固定比例增加货币供给，以稳定货币，稳定经济，根除滞胀。而要稳定货币，就必须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经济自由主义。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布朗纳（K.Brunner）在《货币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一文中首次袋子使用“货币主义”一词。（2）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expectationsschool）又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穆思（JohnF.Muth）1961年发表《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RationalExpectationandtheTheoryofPriceMovements'）一文提出“理性预期”概念，1970-197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卢卡斯（RobertLucas，1937-2001）进一步阐述，受到萨金特（ThomasJ.Sargent，1943-）、华莱士（NeilWallace）、巴罗（RobertJ.Barro，1944-）等人重视。认为：人是有理性的，能够根据相关信息对经济发展作出正确预测，即所谓“理性预期”。在存在理性预期并且工资与价格具有弹性的前提下，人们将会预料到政府的经济政策并采取相应对策，使之无法影响实际国民收入和失业，即所谓“政策无效性定理”（Policyineffectivenesstheorem）。主张政府放弃干预经济，或实行公开的永久不变的政策。该学派还提出自然率假说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自然率假说（Naturalratehypothesis）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一种内在的动态平衡，外力可以暂时打破这一平衡，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平衡。“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businesscyclestheory）由普雷斯科特（EdwardPrescott）、朗恩（JohnLong）、普洛塞尔（CharlesPlosser）等人提出，认为经济周期是一种随机波动现象，由技术、战争、人口、自然等实际因素对供给发生冲击引发，市场能够自动调整适应，无需政府干预。（3）供给学派（Supply-sideschool）又称“里根经济学”，认为：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一方面刺激总需求，使人们过度依赖政府，另一方面导致高税收，抑制企业家的积极性，影响供给，结果导致经济滞胀。该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Say'slaw），主张减税节支，减少干预，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刺激企业家精神，促进供给。但实际执行时，“减税容易节支难”，造成高赤字、高利率、高汇率、高外债等一系列恶果。供给学派又分“极端供给学派”和“温和供给学派”，前者以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拉弗（Arthur.B.Laffer，1940-，又译“拉弗尔”、“拉菲尔”等）为主要代表，用“拉弗曲线”（Laffercurve）描述税收与税率之间的关系，为减税提供理论依据。后者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尔德斯坦（MartinStuartFeldstein，1939-）为代表，提出“费尔德斯坦曲线”（Feldsteincurve），认为：在通货膨胀率不变的条件下，财政赤字的增加会引起资本形成率下降，即财政赤字与资本形成存在替换关系；在保证资本形成率不变的前提下，财政赤字的增加将导致通货膨胀，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率呈正相关关系。强调要靠资本积累和市场刺激而不是利用政府干预来减轻社会弊病，代表作《美国税收刺激、国民储蓄与资本积累》。（4）新自由主义学派（Neo-liberalism）广义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包括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狭义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仅指以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1899-1992）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主要阵地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德国弗莱堡大学等，故又称“新奥国学派”、“新维也纳学派”、“伦敦-芝加哥学派”和“弗莱堡学派”等。该学派崇尚个人自由，认为自由是创造一切价值的源泉。强调个人无需服从任何人，只需服从法律，法治的关键在于保证个人自由。反对人治，认为人治导致权力被滥用，即使权力被思想高尚的人掌握，也会给社会带来祸患。主张思想自由，认为思想国家化是“真理的末日”。主张经济自由和私有制。对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认为是由于货币供给不足或投资过度造成的，市场能够自行调节，无需国家干预。对于1960-1970年代发生的失业和通货膨胀，认为是由于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使市场机制受到干扰，以及政府扩大财政赤字造成的。因此，主张“货币非国家化”，由私营银行提供竞争性货币。（5）新剑桥凯恩斯学派（Neo-Cambridgeschool）又称“凯恩斯左派”、“李嘉图学派”，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JoanRobinson，1903-1983）。从收入分配角度着手，认为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投资率，而投资率取决于储蓄率，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分为工资和利润两部分，储蓄率也分解为工资收入者的储蓄率与利润收入者的储蓄率两部分，当利润占的比重提高时，整个储蓄率上升，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增长必然伴随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既反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财政干预政策，也反对自由放任政策，认为前者只强调充分就业，不问就业的具体内容，导致“繁荣中的贫困”；至于后者，则认为市场机制是个效率极差的调节器，1930年代的大危机就证明了它的失败。对于货币主义者推崇备至的货币嗤之以鼻，认为货币与产量之间仅存在微弱的联系。最后，该学派主张通过税收和补助来消除社会收入不均等和阶级差别等改良主义措施。（6）市场非均衡学派（Unequilibriumschool）以法国经济学家贝纳西（Jean-PascalBenassy）等人为代表，认为均衡是偶然的，非均衡才是经常的。在非均衡条件下，经济运行遵循“短边法则”，即由最短缺的一边来决定经济变量的取值。现代宏观经济既可能由于总供给不足，导致“新古典失业”，也可能由于总需求不足，导致“凯恩斯失业”，新古典政策和凯恩斯政策都有用。（7）新制度学派（Neo-systemschool）该学派主张研究整个社会制度，实际上囊括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也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该派主要有两个分支，一支以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KennethGalbraith，1908-）和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Myrdal，1898-1987）为代表，主张政府干预；另一支以美籍英国经济学家科斯（RonaldHarryCoase，1910-）为代表，主张自由放任。加尔布雷斯1973年出版《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提出“二元体系理论”（Dualeconomysystemtheory），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由少数大企业组成的计划体系（Planningsystem）和大量小企业组成的市场体系（Marketingsystem）组成，计划体系实力雄厚，能支配环境，市场体系则只能受制于环境，政府通常偏袒计划体系，导致市场原则让位于计划原则，企业不再追求最大利润，而代之以稳定和增长。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统统失灵。主张扶持小企业，抑制大企业，实现收入均等化。希望科技教育界培养一批有新观念的人进入国会，通过立法施行改革。缪尔达尔1944年发表《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一文提出“循环累积因果原理”（Theoryofcircularandaccumulativecausation），认为：社会经济诸要素之间不是均衡关系，也并非趋于均衡，而是一种循环累积运动，“富者越富，穷者越穷”。据此解释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和黑人的生活水平低下，认为二者互为因果，累积循环。后又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原因，提出改良主义政策主张，包括权力结构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教育的改革等。科斯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解释企业形成的原因，1960年发表《社会成本问题》，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Coasetheorem）：认为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则只要产权明晰，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来消除外在性现象，实现资源最佳配置。（8）公共选择学派（Publicchoiceschool）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JamesMcgillBuchanan，1919-），1962年他与图洛克（GordonTullock，1922-）合著《同意的计算》一书，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政府行为，认为：政治家是理性经济人，旨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政治活动就是许多不同利益集团出于自利动机进行的交易。政治交易通常通过一定的投票规则进行决策，在民主前提下，政府的决策会反映“中间投票人”（Medianvoter）的利益，但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政府的决策往往倾向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而特殊利益集团则会有意识地影响政府决策，从中谋取好处，即所谓“寻租”（Rentseeking）。政府的职责本来是代表公共利益，弥补市场机制不足，提供公共物品，但由于种种原因，常常导致“政府失灵”（Governmentfailure）或“公共失灵”（Publicfailure）。因此，对现行民主制度表示怀疑，主张按市场机制思路，完善政府规则，防止滥用权力。经济方面，主张有规则的经济政策，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政策干预。业，不需要政府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