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2名陪审团成员刚刚走进会场的时候，估计除了带有特殊使命的8号陪审员（就是何冰饰演的角色），其余各位都并没有将这场讨论当回事。他们或主动或被迫来到这里，只希望迅速达成一致，赶紧散伙各回各家。
正如人际心理学所讲：我们永远无法直接观察另一个人的内部状态，也永远不知道真实的对方是什么，我们对他人的理解，反应了我们对自己内部体验的理解。有限的证词和背景资料，无法还原真实的弑父嫌疑人的全部，所以，其激发出的陪审员们对富二代的分析，多多少少承载了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
或许正因为如此，当讨论持续深入，参与者越来越多卷入个人经验的时候，对案情的讨论，仿佛成为对各自陪审员人生经验的讨论，因此出现更多的推己及人，甚至情绪冲突。
比如，当11:1的局势僵持不下，第一个站出来对何冰表示支持的急诊科医生。他不赞同无罪的观点，但是却赞同何冰的态度，因为，面对工作当中遇到脑死亡的病人，生命虽然已经不可逆，但要同意家属放弃治疗的建议，仍然觉得非常艰难，所以觉得应该尊重生命。
比如，第一个改变投票倾向的空巢老人，他改变想法是因为对案例有更深刻的理解了么？并不是，而是早年自己和父母被打成右派天天遭批斗搞得不想活下去的经历被唤醒，想起曾经站出来鼓励他的人，由此推及：如果富二代真的没罪，只要有人站出来说一句话，他就有可能活。
比如，那个长着黑社会的脸说话很少却很冲的陪审员，一度情绪激动，因为他曾经因为冤判在监狱中度过一年半的时光。一个人被判了八年，到一年六个月的时候和你说你是被冤枉的，一年半什么概念？进去容易，出来就难了，谁管你冤不冤，你毕竟是蹲过大牢的人，有嘴都说不清楚。所以他坚信，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对于当事人就是一万的影响。
比如，当陪审团陷入对证人证词的质疑，也有人跳出来表达对老头的理解。老头并不是想要说谎，只是为了得到重视，因为它第一次被人拜访，第一次上电视，他知道有人在拍他，他说话紧张，这个瘸腿老头，之前从来没人注意，没人关心。所以当面对镜头的时候，他不能不说话，他得说，他得站起来，并且得让自己相信自己说的话。
如果说这几个陪审员的自我暴露或多或少和案情本身还有点关系，你会发现那个大学保安和小卖部老板的交锋，仿佛和剩下的人完全没有关系，处理的都是从外面带进的“个人恩怨”。作为小卖部的老板，不仅需要无条件支持学校的各种有道理没道理的要求，还要在学校内部和保安斗智斗勇，一切为了生计，憋屈了一辈子。他说：动不动就让我配合，谁配合过我呀？我说的话你们听得见吗，全都听不见！
而从始至终，以毒舌和难搞的形象贯穿始终的3号陪审员（韩童生），与其说他是在表达对富二代的控诉，不如说是在表达对自己的父子关系的哀叹，“我不管他爹是一什么样的人，他是遗弃了自己的孩子，不遇到天大的难处谁会舍得把自己的亲儿子给扔了？你们有人问过这当爹的一句吗？就算一个人曾经犯过罪，就不能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吗？我儿子十六岁那年和我吵过一架，我动手了，打那时候起，六年没回来，一个电话没有”，所以，起早贪黑的辛苦不知道是为了啥。
最后，他们达成了一致，而投票的场景，已经泣不成声，走出模拟法庭，我们看到了他们和自己的和解，比如，父亲和孩子相拥，保安为小卖部老板扶起倒地的车子……
可以说，审判的游戏已经结束，但当陪审团们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已经不一样，因为曾经内心的伤痛得以释放，而曾经的创伤，也因为经历了审判过程中的抽丝剥茧，完成了压抑情绪的释放和对过去的替代性弥补，从而，他们自己的生命会得到升华。
或许，这并不是一场补考，而是一场生命的馈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