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的复兴”为什么绕不开汉字问题

　　从共时层面上，汉字的本位性表现为“无声性”。我们说汉字是无声的并非指汉字不能表音，只要它是文字，一定具有表音性。所谓“ 无声性”的含义是：自然语言的声音要在汉字符号系统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它必须经过一番改造和乔装打扮，按照汉字的方式来实现自己。而自然的语音一旦在汉字符号系统中实现了自己，它所发出的声音已经不是纯然的语音，而是经过汉字检查机制过滤、净化、省略、变形、整和、规范、统一了的声音。这就是今天的普通话的声音。每个汉族人在生活中使用的自然语言是自己的方言，这些方言在汉字里是发不出声音的。当然我们可以用方音读汉字，但那是不规范的文化行为，汉字的规范读音系统只与普通话相联。所以，反过来说，普通话是一种靠了汉字规范而得以普及天下的超自然语言，是一种文本性、汉字性的人工语言。 　　正因为汉字的这种无声性和超自然语言性，又使它保护了方言的存在，维系了汉民族文化多样性生存。例如汉文化有几百种地方戏种，它们无一不是以方言作为自己的存在前提，一旦废除方言，这些戏种就被从赖以生存的土壤中连根拔掉。是什么原因保持了汉语方言的多样化存在？是汉字。拼音文字的有声性要求书写符号的读音与实际语言的读音保持一致性，因此，在一种语言内部使用拼音文字意味着推行一个统一的读音系统。所以，美国、加拿大、澳洲、英国的英语虽然有差异，但拼音字母的有声性使得这些语言的读音得以规范，这些国家的人民之间仍可以自由通话。拼音字母抑制了方言的分化。而在中国，南北方居民根本无法交流。所以，有声的字母意味着消灭方言，无声的汉字意味着保护方言。汉字通过对方言的保护而维系了汉民族地域文化的丰富多样性。 　　从历时上看，汉字的本位性表现为一种“古文性”。汉字的古文性，是指汉字示源、通古即凝固、保存古代语言的能力。拉丁字母缺少这样的能力，今天的英国人读不懂14世纪乔叟的作品，为什么？因为拼音文字跟着语音的变化走，语音变化了，字母的拼写形式就发生变化，所以后人就不能通过今天的文字来理解当时的语言了。而帕默尔谈到汉字时指出，“一个学生学了4000个左右的视觉符号之后，四千年的文献就立刻展现在他的面前了。”“如果中国人屈从西方国家的再三要求，引进一种字母文字，……中国人就会失掉他们对持续了四千年的丰富的文化典籍的继承权。”因此他引用汉学家高本汉的话说：“中国人抛弃汉字之日，就是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基础之时。”正是汉字的这种古文性质，保持了华夏文明的同质性和连续性。 　　所以，表意汉字的无声性和古文性成了华夏文明共同体存在的基本条件，我们称之为“汉文化的汉字本位性”：如果我们今天使用拼音文字，其记言原则必然使粤、闽等诸方言“众声喧嚣”而分化成独立语言。当它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之时，维系华夏文明共同体将非常困难。同样，如果我们的文字屈从于表音而放弃古文性，这将意味着废弃了汉民族历史认同的文化基因，切断了我们同自己的历史和传统的精神联系，乃至失去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汉字决定了中国文化史的记载和阐释方式 　　中国历史、文化的记载阐释方式，都与汉字有关。汉字取代巫术符号成为记载和阐释中国历史、文化的主要方式，这一变革完成于先秦两汉时期，其中发挥作用的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孔子，另一个则是许慎。 　　先看孔子与汉字的关系。“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无文人者，动作威仪，人皆成文；无文法者，物理即文，而非法之可拘也。”（［明］宋濂《宋学士文集》卷六十六）这实际上揭示了在夏商周三代，历史记忆和传统保留主要借助于巫术符号形态，这些符号形态主要包括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如祖庙、牌位、礼器、占卜、歌舞、服装、威仪等等视觉的、听觉的、行为的各种符号系统。所以“三代无文人”是说“三代”知识分子主要是操持巫术符号的“巫史”，而不是后来掌握汉字符号以记事、记言为业的“文人”，这也就说明了早期汉字书写文本的篇章连缀和叙事功能尚不发达的状况。 　　中国文人阶层的独立以孔子的出现为标志。孔子通过对六经的整理，将汉民族的历史回忆由多元符号形态转化为一个单元的书写性文本、一个由汉字铭刻而成的典籍问题。汉字记载阐释了它本身出生定型之前的历史，即史前史。 　　第二个代表人物是东汉的许慎。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和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经典是用古文字即图画性很强的小篆写成的，但秦始皇“焚书坑儒”后这些典籍大都散失，是谓“秦火”。此外，秦汉以来汉字形体经历了一个“隶变”过程，古文字“隶变”后变成了图画性锐减、抽象性大大增加的方块字。这样当时的汉代人就读不懂先秦用古文字写成的历史文化典籍。“秦火”和“隶变”所导致的与儒家原典的断裂、现代与传统的隔绝，自然威胁着大一统汉朝乃至华夏文明的存在。于是汉代“古文经”派的许慎编纂了一部烁古耀今的《说文解字》，对先秦的古文字（主要是小篆）与当时的今文字之间的历时联系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梳理。许慎强调想接绪历史传统、读懂儒家典籍，就必须对汉字的形音义关系进行正本清源，字义明乃经义明，小学明乃经学明，强调汉字是“经艺之本”：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许慎《说文解字序》）许慎的“本立而道生”实际上借助字学（小学）建立了经学与识古（史学）之间的同构关系，消解了典籍散佚所带来的历史认同危机。经学建立的记载阐释历史的模式得以延续。 　　孔子的经学和许慎的小学相结合，使汉字在历史文化记载上具有了上可溯源、下可固本的超文字性功能，支持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超稳定形态。与其他民族的文字符号相比，汉字不仅是历史文化的记载方式，还被赋予着生成历史的使命。中国历史文化是汉字化的历史文化。 　　“汉字文化复兴”针对五四“新文化”的去汉字化立场，重新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汉字本位问题 　　五四“新文化”提倡汉字拉丁化和白话文运动，这个我们称之为“去汉字化”的运动，此后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直是中国学术和文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八十年代起，去汉字化所造成的传统断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批评。不断有学者强调写意的汉字与写音的字母之间的文化差异，认为汉字是独立于汉语的符号系统，要求对汉语、汉字文化特性重新评估，提出艺术、文学创作的“字思维”或汉字书写原则，而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对去汉字化和全盘西化的批判，越来越表现出回归汉字的情绪，“再汉字化”思潮初露端倪。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先秦两汉的“汉字化”还是五四时期的“去汉字化”，无论是八十年代以前的“去汉字化”还是今天“再汉字化”，汉字始终是中国文化建设的中心问题，因为它关乎华夏文明的存废与更新，中国文化的复兴绝对绕不开汉字问题。为了汉民族文化的复兴，让我们再认识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