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篆书取得如此成绩，非朝夕之事，而是“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促成的。首先，帝王对书法的重视和科举制度的提倡，带动了更多的人关注篆书，篆书的应用场合较前代亦有所增加。另有，古文经学的发展、碑志风行，加之书家新的审美标准也为篆书的复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为循规蹈矩的篆书提供了发展空间。唐代经济等的繁荣亦为篆书的发展提供了沃土，为书家才华施展提供了物质保障，现具体分析如下：
帝王对书法的重视与科举的提倡
唐代帝王与公卿大臣,大都重视书法且善书,并多有书迹传世。唐太宗尤酷爱书法艺术，他大量购置历代书法书迹，徐浩《古迹记》云：“太宗皇帝肇开帝业，大购图书，宝于内库。钟繇、张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梁杂迹三百卷。贞观十六年十二日，装成部帙，以‘贞观’字印印缝。”可见其对书法的重视，《书后品》云：“钱毅，小篆飞白，宽博敏丽，太宗贵之。”《宣和书谱》著录善书帝王有肃宗、代宗、德宗、宣宗、昭宗。他们都能继承太宗崇尚书学的遗风，示范天下，引领好书之风。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马克思曾说过：“统冶者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冶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唐代帝王之中玄宗、肃宗、代宗等都习篆书，如《碑帖叙录》载：“《代国长公主碑》唐玄宗李隆基篆额。”《金石录》载：“《唐工部尚书来曜碑》肃宗篆额。”另有，《石台孝经碑》篆额，天宝四年（公元七四五年立），由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书写，李亨篆额。结体工整，字迹清新，秀美多姿。据《金石録》载：“《唐慈恩寺常住庄地碑》，大历六年代宗篆额。”他们不仅躬身实践，而且还大力倡导，推动了书法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此外，帝王亦注重学校、教育、科举制度的推行，唐代中央官学有“六学二馆”。《唐六典》卷二十一载：“国子祭酒、司业之职，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有六学焉：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六学中专设一门书学，足以体现书法的重要性以及官学对书法的重视。书学作为唐代学府中六门学科之一，要求应试者必须是“楷书遒美”，铨选人才则以“身、言、书、判”为标准，同时，唐代还沿袭前朝例制，设置了专门培养书法人才的弘文馆机构。李世民曾下诏京师五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弘文馆学习书法，并委任当时的书法名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为弘文馆书学博士，教授书法。从书法教育教学内容看，以《孝经》和《论语》为必修课，以《石经》、《说文》和《字林》为专修课。《新唐书．选举志上》卷四十四载；“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两岁，《字林》一岁。”《石经》即魏正始三体石经，以古文、篆文、隶书三体写成，或称三字石经。《说文》即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包括篆文和古文。《字林》为晋吕忱著，体例同《说文》，补入《说文》若干未收之字，今已亡佚。此书学学业完成后，参加国子监考试，合格者经祭酒审定，参加省试。登科后经吏部铨选，即以九品下阶铨叙官职。唐朝设立科举，使得大批不用赐姓的进士可以进入上层社会。所谓科举，又称“科第”或“科选”。科举有常科和制科之分。唐代的常科考试科目繁多。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载：“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明字亦称明书，即书学。关于明书科的考试内容，《册府元龟》中载：“书者试《说文》、《字林》凡十帖，口试无尝限，皆通者为第。”《唐六典》载：“凡明书，试《说文》、《字林》，取通训诂兼会杂体者为通。《说文》六帖，《字林》四帖，兼口试，不限条款。”《新唐书·选举志上》载：“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初唐书家，由隋入唐者，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都是科第出身，其后的很多有名书家也由科第出身，如中进士的贺知章、颜真卿、薛稷、柳公权，由明经入选的徐浩，亦有李阳冰、唐元度不能断明出身者。科举制度保证了书法的发展，尤其对于《说文》、《字林》的广泛涉及，更使篆书的地位得以提高与加强。进而促进了篆书的发展和繁荣。
介于帝王的特殊地位，使得古代书迹无论在收藏保存，还是在复制、传拓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帝王将收集而来的名迹，命人审定、装裱，于民间几乎不会被如此保护。唐代重要文教机构都设有专职纸匠、装潢匠，例如：门下省给事中掌奏抄，下面管辖“修补制敕匠五人，装潢一人”；弘文馆校书郎下管辖“熟纸装潢匠八人”；中书舍人下管辖“装制敕匠一人，修补制敕匠五人”；集贤院有“装书直十四人”，“拓书六人”；秘书省直管辖“熟纸匠十人，装潢匠十人”。朝廷组织专家，对优秀书迹进行复制，使得法书得以在一定范围内流传。这不仅使得当时的知名人士有机会从名迹中学习，而且，大大增加了名作在史上流传的机会。其中各种书体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和普及，唐代篆书虽不能与楷、行、草相抗衡，但却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和发展潜力，使得更多的书家潜心钻研，争风学习。所有这些因素都为篆书的发展与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进而，在高宗、武后年间，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批于篆书、隶书颇有造诣的书家，如卢藏用等。篆书、隶书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在开元、天宝及以后，出现了更多以篆书、隶书闻名于世的书家，如韩择木、梁升卿、李潮、李阳冰、瞿令问、徐浩等，篆书碑刻数量亦与日俱增，对此，于《金石录》中可以得到印证。该时期的篆书书迹，已颇具法度，且艺术性较强，逐渐摆脱了汉末以来多体混杂、篆书衰微的局面。与秦汉先前的篆书相较，尽管还存在柔软姿媚的弊病，但也属难得之复兴。唐代不仅要求世人研习书法，对深处内宫的宫人也设置内教博士教习书法，有楷书二人、篆书一人、飞白书一人负责之。可见篆书在唐代的普及与重视。在唐代的书学教育中，“小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小学”教育的推行，使古文字得到广泛推广。而其中的文字学，对篆书等古体的掌握尤为重要，在客观上使文士们对篆书有了全面及深入的了解，进而促进了篆书的复兴。另外，经济的发展也为篆书的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古文经学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所谓“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是指战国时的六国文字，与汉代通行的隶书不同。自西汉晚期开始，刘歆校理秘籍，并建议朝廷设置《古文尚书》、《毛诗》、《逸礼》、《春秋左氏传》博士，遭诸儒反对，刘歆便写了《移让太常博士》一文，从此开始今古文经学之争。今古文学之争虽始于西汉末年，但其争斗的高峰却在东汉。在这场斗争中，古文经学日益抬头，在民间流传甚广，并逐渐占据优势。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刘歆为国师，号“嘉新公”，古文经学得立于学官。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争论于唐代出现了两个代表人物，孔颖达和贾公彦。唐太宗诏使国子祭酒孔颖达统一异说纷纭的南北经说，撰定《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使明经取学者屏弃今古文的门户之见，自出新意。贾公彦的代表作品是《周礼注疏》、《仪礼注疏》。这些作品最大的特点为混合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论述与论据，把二者的矛盾加以调和。
古文经传重通小学，明诂训，古文经学者对文字、音韵、训诂作了精深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撰为著述，如扬雄著《方言》，许慎著《说文解字》等，皆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性。古文经学的发展促进了小学的建立，由于古文经学重文字、训诂的研究，汉以后，小学又称训诂之学。古文经学兴盛，成为魏﹑晋﹑六朝﹑隋﹑唐研究经学的主流。进而小学在六朝隋唐时代也随之发展。另外，唐代书法兼及小学，很多书家都兼善篆书。李阳冰以小学著名，有“仓颉后身”之誉。舒元舆《玉箸篆志》所谓“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备，光大于秦相（李斯）有倍”者，堪称有唐一代之“字宝”。另有唐元度精小学，能作古文、大篆、小篆等十体书。唐元度，《宣和书谱》卷二载：“精于小学，动不离规矩；至于推原字画，使有指归，横斜曲直，偏旁上下，必就楷则。考其用意精深，非特记姓名而已。真可列于六艺，施之后学，得以模仿。故作《九经字样》，辩证谬误。又为十体，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飞白、曰薤叶、曰垂针、曰垂露、曰鸟书、曰连珠，网罗古今绳墨，盖亦无遗。然责其疏放纵逸，则非所长。太宗时待诏翰林，论书最详。惜其出于法中，而不能遗法以见意，是以议者讥其太胶云。今御书所藏书四：篆书《千文》，正书《论书》，《十体书》二。”唐代不乏精研小学之人，对小学的精研，同时也加深了对篆书的了解和学习，致使篆书在相当范围内得以普及。正是古文经学以及小学的发展，使得唐代篆书在衰微已久的情况下焕发新的生机。另外还有魏《石经三体》对唐篆的影响，其碑文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刻，石经刻有部分《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均为古文经学研究范围。其中三体石经中的篆书用史籀、李斯、胡毋敬的书体，堪称一绝，成为后代学习临摹的对象，直至唐代，唐人仍以《三体石经》为拓本，进行学习。
碑志风行
碑，广而言之，乃所有文字刻石之总称，囊括刻石、摩崖和墓碑等数种形制。最初石碑上并无文字，不具纪念意义。后来人死入葬时，于墓坑旁树立石碑，并凿孔于碑上，用以系绳徐徐下棺。自东汉起，人物碑铭的镌刻开始出现，“立碑述德”开始出现并与日俱增。上自皇室，下至庶民，纷纷树碑，以之留名。对此，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记载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两汉时期墓前立碑已成习俗，碑文多鸿篇巨制。东汉末年，曹操曾严令禁碑，东汉时立碑奢靡铺张，人们竞相立碑留名，且互相标榜，掩盖了真正的高风亮节，且此风巨甚，隐患多多。其后魏晋两代亦因循此令，故而世间墓碑日渐缺稀。《宋书·礼志二》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屠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晋之际废厚葬、禁立碑，于是地上之碑转入地下，促使了墓志的迅速发展。至北魏时，方形墓志成为定制。定型后形制为两块等大之正方形石版，上下重叠。刻有铭文者在下，为底，刻碑额内容者在上，为盖，刻有标题，即某朝某官墓志，有些尚饰有花纹、神像，盖文多为篆书，故又叫“篆盖”。
南北朝时期埋志之风，成为社会习尚，墓志完成了转化而走向成熟。禁碑之令废除后，此风仍不改，从而造成墓碑矗于地上，而墓志藏于地下之格局，隋唐之际是碑和墓志的高峰期。唐碑多用楷书、隶书、行书书写，亦有用篆书书写之碑，如《美原神泉诗碑》，而碑额多用篆书、隶书书写，据笔者统计唐代篆书碑额作品乃至整碑篆书作品共计约两百七十余件，远远多于前朝。但与唐代墓志相较，还在少数。墓志在唐代最为繁盛，数量远胜六朝，至今见于著录者即有两千余种，仅张钫的《千唐志斋书画石刻集》所录即达1250种，均雕刻精细，言辞华美，书法精妙，墓主身份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商贾庶民，故而墓志铭文成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墓志流行中，墓志书法与时代书风同步，反映了时代书法的演变轨迹，为我们研究书法的历史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唐代墓志是唐代民间书法兴盛的体现。墓志书法涉及楷书、隶书、行书、篆书四体。书体以楷书为多，也有隶书和行书，而志盖多用篆书。据笔者统计唐代篆书志盖的作品就有一千余件，在后面附以详细的表格，便于对唐代篆书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唐代书法的繁荣并非局部，而是全方位的，从书法创作的数量、质量及规模，书法风格表现以及书法理论研究等诸多方面均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书家的努力
唐朝结束了分裂和内战，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均至鼎盛时期。国力强盛，安定团结，南北交流，互取所长，中外贸易发达，产生了中外文化的大交流和大融合，打破陈规旧俗，造就了盛唐之际的社会氛围。国家的强大成为士人昂扬的精神支柱，书法创作愈加活跃，名家辈出，名迹不绝于缕。唐代篆书有两种类型：一是铭石大字，碑、碑额、墓志盖、摩崖均有，以玉箸法最为普遍。玉箸，指小篆线条浑圆、粗细匀一者，李阳冰擅长。二是小字墨迹，垂画出锋，状若悬针。后代名家写各体《千字文》，亦或用此法。
李阳冰，字少温，赵郡人，专攻篆书，取法李斯，创“玉箸篆”，“玉箸篆”，篆书的一种。笔画匀称、纤细，结构端整、字形略长，其书写线条形如玉筯（筷子），其自秦代始，唐代齐已《谢昙城大师玉筋篆书》诗称：“玉筋真文久不兴，李斯传到李阳冰。”后人论书，将用笔圆浑遒劲的其他字体亦称为“玉筋”。李阳冰在玉箸篆基础上另有创新，较之更瘦更长，形如铁线，称为“铁线篆”。“铁线篆”用笔姿媚，笔画首尾粗细圆匀，因笔画纤细如线,挺劲如铁丝,被人们称为“铁线篆”。“铁线篆”取胜于笔法，李阳冰小篆两头齐，并非切出来的，而是中锋所致，李阳冰用硬毫中锋，于笔尖处下墨，墨色不匀，才能看出笔法。怀素《自述帖》引首李东阳篆书与李阳冰篆书完全不同，其写篆，墨色均匀，用的不是中锋，一定是笃笔。李阳冰篆书笔法精到，吕总评其书谓：“若古钗倚物，力有万钧，李斯之后，一人而已。”，李阳冰一出，唐代学篆者更多，很多书家甚至学篆不先前代人入手，而直接学习本朝名家。陈槱《负暄野录》云：“小篆，自李斯之后，惟阳冰独擅其妙。常见真迹，其字画其止处，皆微露锋锷。映日观之，中心一缕之墨倍浓。盖其用笔有力，且直下不敧，故锋常在画中。此盖其造妙处。江南徐铉书亦悉尔，其源自彼而得其精微者。”
另有史惟则、瞿令问、袁滋等知名篆书家。史惟则、瞿令问继李阳冰“铁线篆”后，又作新体，所出于曹喜“悬针篆”，使唐代篆书更加丰富。“悬针篆”，南朝宋王惜音《文字志》载：“悬针，小篆体也，字必垂画细末，细末纤直如悬针。”相传,汉代曹喜工篆隶,善悬针垂露之法，均曹喜所制。史惟则《管元惠碑额》为典型的悬针篆，此碑额篆书，几乎不以古朴雄厚见称，而以华美见长，装饰性强，反映一种新的审美风尚。另有瞿令问的《峿台铭》亦为悬针篆之风，此篆书细弱飞动，笔端飘逸，与玉箸篆迥然不同。黄庭坚《游愚溪》诗云：“下入朝阳岩，次山有铭镌。
鲜石破篆文，不辨瞿、李、袁”，瞿令问、李阳冰、袁滋，三人并称，瞿令问、袁滋的篆书，与李阳冰相比肩，为世所重。正是这些主流书家的带动和影响，使得更多的人学习篆书。使得唐代篆书发展迅速、成绩显著。此二人虽继承李阳冰，却自有创意，且成果显著，实属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