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内外需变化和经济运行内外部条件,如果能够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2017年我国经济有条件实现6.5%左右的增长。
经过长达六年多的适应和调整,我国经济增速已进入由降转稳的关键阶段,只要能够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改革开放,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潜力依然很大。
在增速持续下行调整6年之后,2016年经济运行呈现出四个具有中长期指示意义的特征。一是经济增速降中趋稳。2016年GDP增速为6.7%,较上一年下降0.2个百分点。同时,发电量、粗钢产量、集成电路产量、汽车和房地产销售等重要的实物量增速较2015年均有不同程度改善。二是新技术、新模式和新服务业不断涌现。大数据、云计算、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移动支付等新兴产业迅速成长,量子通讯、虚拟现实、卫星遥感等一批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新技术不断涌现,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新模式蓬勃发展。三是PPI和企业效益同比由负转正。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连续54个月下降之后,于2016年9月首次转正回升,特别是上游产品价格回升幅度更为明显。受产品和服务价格回升的提振,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8.5%,增幅较去年同期增加10.8个百分点。四是失业率不升反降。尽管受去产能影响,煤炭、钢铁等上游原材料行业大量劳动力需要转岗,但就业总体保持平稳。调查失业率显示,九月份以来失业率水平持续低于5%,而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岗位1067万,提前完成全年任务。
上述积极变化表明,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我国经济供求失衡的态势正在缓解,经济增长显现出质量和效益逐步改善的趋势。同时也意味着,经济转型可能进入了下半场,即经济增速快落的风险下降,L型增长正在从原来的“竖”过渡到“横”,转型从降速逐步转向提质。
展望2017年,经济运行将呈现内需增速回调和出口跌幅收窄的特征,GDP增速预计小幅回落,L型增长仍在筑底过程当中。从外部条件看,全球经济有望延续缓慢复苏的态势。一是主要经济体经济共振回升。过去5年全球经济和贸易持续低增长,但从2016年下半年以来,主要经济体指标均有所改善。其中,G20制造业PMI持续位于扩张区域,而且指数值高于去年同期。二是美元升值对新兴市场的冲击减弱。2016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基本面大体企稳,国际贸易低位回稳,大宗商品价格反弹,表明美元升值可能已经进入后半程,进一步升值的空间有限,而且与美元升值相对应的美元流动性收紧,对新兴市场的实质性冲击将不及前半程。三是特朗普当政之后可能推出的基建和减税计划将提升全球总需求,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亦有提振作用。目前,主要国际机构都预测2017年世界经济增速会小幅回升。不过,特朗普新政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色彩,而且2017年法国和德国的大选也充满变数,全球经济和贸易复苏依然充满挑战。
内需总体增速延续回落态势,但下降空间不大。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小幅回落。其中,受购房限制条件放宽和信贷放量的影响,2016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冲高至6.9%,但同时新房销售面积也超过13亿平方米,基本达到根据居住条件、城镇化进程和购买力增长测算的历史需求峰值,之后会逐步回归到长期趋势附近,房地产投资全年预计增长2%左右。基础设施仍有较大空间,特别是在城镇化和民生相关领域的软硬短板都很突出。而2016年制造业投资在年中一度出现负增长,之后有所反弹。但参考其他工业化经济体的发展经验,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制造业产能扩张的速度大体上就保持在每年5%左右。二是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调整、房地产销售放缓等因素会对消费造成一定冲击。不过,随着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新的消费模式和方式不断涌现,消费增速预计有所回落,但幅度并不明显。三是企业补充库存的意愿上升。我国库存周期一般持续三年到三年半,上一轮库存周期是从2012年四季度到2016年三季度。从2016年四季度开始,规模以上企业库存水平开始回升。库存回补有利于对冲投资和消费下滑对经济增速的冲击。综合上述内外需变化和今年经济运行内外部条件,如果能够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2017年有条件实现6.5%左右的增长。
从国际比较经验、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之间的耦合关系以及新旧动能的转换进度看,2017年如果能够实现6.5%左右的增长,将为中高速增长阶段争取一个良好的开端。当然,经济增速是否能够持续稳定在6.5%左右的中高水平,还将取决于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制造业和民间投资逐步回稳。制造业和民间投资月度同比在2016年6月份一度为负,之后虽逐步回升,但企业是否有条件和有积极性扩张产能目前看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二是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资产质量逐步改善。2016年四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4%,仍然处在2011年以来的高位,随着兼并重组、债转股、不良资产证券化等逐步推进,加之企业效益改善,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的态势有望缓解；三是国企、土地、社保、行政体制和对外开放等重大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稳步推进,为持续的中高速增长打开空间。
此外,经济运行还存在五个方面的不确定性,需要妥善应对。一是外部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英国硬脱欧、特朗普政府政策取向不明朗、法国和德国大选结果不确定,冲击效应在2017年可能体现得更为明显,并可能拖累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二是流动性冲击的不确定性。国内债市、股市和汇市相继大幅波动,说明金融风险仍在不断聚集,不排除去杠杆可能造成局部的流动性压力。三是美联储加息的不确定性。美元融资成本上升的影响正在显现,前期低利率、低增长、高债务的平衡出现调整迹象,人民币贬值和资本跨境流出潜在压力较大。四是房地产价格反弹的不确定性。在加大房地产调控力度之后,热点城市住房销售有所回调,但在通胀预期回升、实际存款利率为负的背景下,房价上涨压力仍然突出。五是部分区域经济转型的不确定性。一些比较依赖重化工业和资源型行业、产业升级步伐滞后的地区,营商环境和企业活力亟待改善,人口尤其人才持续净流出,财政收支缺口和维护社会稳定压力突出。
2017年,上述不确定性可能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的下行压力。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关键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做好自己的事情,优化政策组合,完善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打好“宏观调控+深化改革+防风险”组合拳,有效释放风险,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一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要在调结构上加力,继续实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落实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当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加大对东北和部分困难省份养老保险的支持,积极推进全国基础养老金统筹。着力盘活用好存量资金,加快清偿政府欠款。加快清理各级政府收费项目,大幅度减少企业非税负担。
二是实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综合运用法定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常备和中期借贷便利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市场流动性和实际利率在合适水平,引导金融机构加强流动性和资产负债管理。此外,美元升值很可能进入下半场,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
三是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监管框架。扩大宏观审慎评估范围,全面排查金融风险隐患,强化对顺周期、跨行业、跨市场、跨境风险及风险传染的监测和处置。提高金融监管的协调性、穿透性和专业性,加强对债市、影子银行、地方债务、房地产等潜在风险点的排查。
四是推进重大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落地。明确责任担当主体,严格执行改革督查工作,对改革推进缓慢的部门或者地方要严肃问责。改革落实要和改革评估结合起来,及时发现改革推进过程当中的问题并予以纠正,同时积极总结好的经验和做法,并予以推广。突出重大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快推进国企、土地、服务业开放等带动性强、预期提振明显的改革事项,稳定企业家信心。
五是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运行的长效机制。密切关注调控效果的变化,加强预期引导。继续坚持因城施策,用足一线城市及周边热点、部分涨幅较快的二线城市年度土地指标,优化供地结构、提高住宅用地比重。主要热点城市推行供地指标与人口流入的联动和首付比例与房价涨幅的联动。加强城市群、都市圈之间和内部的互联互通,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促进人口和产业的合理布局。鼓励发展专业住房租赁企业,促进租房市场发展。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6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三分之一,超过了发达国家贡献的总和,发展具有较强的主动性和内生性。尽管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过渡,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前所未有,但经过了长达六年多的适应和调整,我国经济增速已进入由降转稳的关键阶段,只要能够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改革开放,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潜力依然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