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颍县历史悠久
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到了西周出现了城颍邑(今固厢乡城顶村)，大陵邑(今巨陵乡巨陵村)。西汉初年(公元前201年)，始于城颍邑置县，因滨临颍水故名临颍县，属豫州部。其后县境及归属，随着时代不同或析或井而有所变化。隋大业四年(608年)颍水外溢，临颍县城被大水淹没，城址遂从固厢向南迁7.5公里到龙脾岗(今黄土岗）之最高处筑新城(今县城)，宋属颍昌府，金属许州昌武军，元、明、清属许州。民国21年（1932年)，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属河南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建国后属许昌行政公署。 在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由于地主的盘剥、官府的压榨、自然灾害的侵袭、土匪官军的滋扰，广大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改变这种悲惨处境，过上人的生活，全县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据记载，早在东汉建武八年(公元32年)，县农民起义军曾一度占领县城。明崇祯十四年七月，农民领袖吴来庆、吴白兰响应闯王号召率起义军进攻县城。年底李自成派遣官员主持临颍政务，十二月二十八日，明政府军总兵左良玉突然兵临城下，城内当即开炮迎击，打死左兵裨将两名，左兵破城后纵兵屠戮，全城军民奋起反抗后全部被杀。至近代反抗斗争更是此起彼伏。自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至同治六年(1867年)14年中捻军与太平军在临颍一带活动频繁，并在临颍广大人民的协助下，多次占领县城。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十二日，捻军在临颍人民的配合下，一举攻下瓦店、南江、杨裴城、石佛陈等重要寨堡4座，给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在农民起义军反帝爱国、反抗封建剥削等高潮的推动下，全县广大人民的觉悟日益提高。光绪三十年(1904年)知县蒋世芳串通劣绅赵炫等借口改革车马章程，征收苛捐杂税，遭到全县农民的反抗。皇帝庙、瓦店一带农民首先发难，二月十四日他们带着农具进城抗议示威，要求减免杂税。这一正当要求不仅被拒绝，蒋还下令弹压，这更激起农民的愤怒，他们捣毁县衙，痛打赵炫，清政府感到众怒难犯，宣布取消了新税，并撤销了蒋世芳的职务，农民斗争取得了胜利。
辛亥革命以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24年叶善枝来临颍传播马列主义，全县的政治形势为之一新。1927年中共临颍县委成立。从此，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更加富有成效，并先后成立了东南、西南2个区委和17个党支部。在县委的领导下，建立农会13处，会员发展到5500人，井由骨干农会会员组成了1100人的敢死队。农会在党的领导下，抗捐抗税，打击反动势力，取得了很大成绩。当时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称临颍县是“豫中工作最好的地方”、“河南的小广州”。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建立起了“抗敌后援会”，并组成一支抗日救亡宣传大队，在全县城乡和舞阳等地进行抗日宣传，起到很好宣传鼓动作用。
1944年5月临颍沦陷，1945年8月日寇投降，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县广大人民不甘当亡国奴，纷纷起来反抗日寇的压榨和奴役，使得日伪经常龟缩在城镇的据点里，不敢轻易到农村去。
临颍战略地位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据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经常发生战争，到民国年间更是战争频仍。频繁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广大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据记载，民国24年（1935年）全县粮食总产仅2000多万公斤，平均亩产25余公斤，除去苛捐杂税，所剩无几。1943年全县就饿死42500人，逃荒要饭的54000人，离家未归2120户（约一万人）)，弃卖妻子的3500人，卖儿卖女的15200人。到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为支援内战，抓丁拉夫、征税、派款，搞得广大人民怨声载道，衣食无着，已濒临绝境。1947年12月13日，陈赓兵团27纵解放临颍，建立民主政权，从此揭开了临颍历史的新纪元。
建国后，临颍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垄断和占有，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剥削，251416人分到了土地和其它生产、生活资料。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到1952年农业总产值达到2328万元，比1949年1918万元增长了23%；粮食总产达到9320万公斤，比1949年的7554万公斤增长23.4%。1952年后互助组、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使农业生产进入了—个新的历史阶段。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生产资料全部转变为集体所有。但因操之过急，脱离了客观实际，在“左”的思想支配下，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在生产管理和经济收益分配上推行“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到1961年粮食总产量仅有6018.5万公斤，比1952年下降3301．5万公斤，是建国以来最低的一年。工业总产值到1963年仅有94.7万元，比1949年的146.2万元还下降51.5万元。教育事业也受到了很大损失，学校仅剩45所，比1949年的61所少16所，在校学生25745人，比1957年的60815人少35070人，教学质量也因以劳代学而严重下降。党中央针对这种严酷的现实从1960年起先后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在农村解散公共食堂，恢复家庭炉灶，借给农民少量土地自种自收，扩大自留地，奖励开荒，开放农贸市场，活跃城乡经济。在工业上施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缩短工业战线，劳力还田等，工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65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9993.5万公斤，创历史最好水平，比1949年增加2439.5万公斤，增产32.39%。
1966年至1976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在工农业生产上搞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以钢为纲”限制多种经营。在生产中竭力推行“大寨模式” 和“吃大锅饭’，搞绝对于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尽管广大群众在生产中对其倒行逆施作下不同程度的抵制，工农业业生产却长期徘徊不前。
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为期十年的动乱。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到198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4570万元，比1949年的2064万元，增长16.7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