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甲午战争日本舰队险些全军覆没 曾经带给我们多少遗憾，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摆开雁行阵迎击日舰，结果经远等五舰战沉，邓世昌等爱国将领殉职，世人皆以为清军指挥官(主要是提督丁汝昌)昏聩无能，摆的阵型失误，是失利的重要原因。所谓"北洋水师摆了个奇怪的队形"。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误会。如果清军的战术得逞，倭国舰队的下场远远比北洋水师要悲惨。 清军摆出的阵型并不是仓促而为，更不是不通兵法，而是在研究了中日双方的特点以后，周密考虑，制订的相当有针对性的打法，在它的后面，是一套完整的富有攻击性和想象力的作战方案。
丁汝昌本是淮军宿将，作战中素以剽悍凶狠著称，且久经沙场，深通兵法，李鸿章素有知人之名，不会挑选一个窝囊废来统带他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丁实际并不是如后来人想像的颟顸官僚。他是一位立志以身许国的战将和"死士"，他虽是旧式军队出身（如倭国司令官伊东佑亨一样），但是在重洋之上，16年不断的磨练，使他对国际形势和新的海军战略，也了如指掌（丁汝昌曾数度去欧洲和倭国南洋等地访问考察）从开战到大东沟海战的时间足够丁考虑一个周密的作战计划，事实上他也不可能没有一个这样的计划。
当时北洋海军和日军的优缺点明眼人一看便知，日军最大的优势是拥有航速快，射速快，战斗力极强的四艘英制巡洋舰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州，即第一游击队，北洋水师是拥有航速射速虽慢但是装甲厚，吨位大，炮弹威力大的镇远定远两艘铁甲舰，其他在人员训练等方面，双方各有千秋。
让我们看看丁汝昌为北洋水师摆下的雁行阵，其实它和纳西莫夫打锡诺普海战的阵型极为相似，如果从空中俯视，看到的将是北洋水师呈倒V字形冲向一字型的日军舰队。这个阵型在战术上的价值就是果断的分割对方，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从锡诺普海战看，甚至可以说这是破T字型炮战队形的克星。
但丁汝昌的战术思想并非简单的灵光乍现，就象下棋一样他考虑到了后面的连续几步后手。北洋水师的队形排列，包括谁先谁后，航速的分配，都经过了精心的规划。北洋水师的想法很明显是以镇远定远切割日舰编队，随后实施左右包抄。要完成这个计划，先导舰的任务是最重的，它要承担分割的任务，会受到两面敌军的夹攻，且航向意图极为明显，同时它要完成随后的包抄夹击，战术动作远比其他各舰都要复杂，所以北洋海军使用定远镇远来担任这个最艰巨的任务，第一，它们最坚固，第二，指挥官丁汝昌和刘步蟾就在这二舰上，在军舰之间通讯可能于作战中被破坏的情况下，它们仍然能够接受命令，是最容易完成指挥意志的舰只。
而他们后面的两翼超勇，扬威等距离敌舰远，且仅仅迎击一侧敌舰，中弹概率低，所以用弱舰就可以完成任务。这样使各舰受到的威胁得到平衡，既保护了弱舰，又能够发挥铁甲舰的优势。北洋水师航速慢，但日舰是一字长蛇阵，面对拦腰斩来的北洋水师几乎无法机动改变队形，除非它也全体向右转，变横队，形成只有舰首对敌的态势(这正是清军阵型挨批评的一个重点)。
日舰是单纵队，纵深不足，北洋水师的切割将在一瞬间完成，正是打在日军的薄弱环节上!使用这种办法可以有效的使日舰为了相互救援而必须和北洋水师绞成一团，不能发挥其航速快的机动优势。按照海战的实况看，北洋水师在开战时指挥的相当出色，切割点正选择在日军本队和第一游击队之间!正确的作战计划应该是切割日舰队形后。
定远镇远分别左右转，兜转至日舰左舷，使日舰本队先导舰同时承受前方，左方，右方的夹击，而第一游击队必定掉头援救本队，变成一支救火队而不是日军的拳头。此时，它的先导舰也会同样遭到三面环攻。这样的打法对日舰队先导舰的打击后果会是怎样的呢?纳尔逊在亚历山大全歼拿破仑东方号舰队的毁灭性战例就是证明。
从全局来看，北洋水师是以定远镇远为饵，换取将日舰切割并包围的阵型优势，然后以日军航速缓慢的本队为抵押，逼迫日军高速的第一游击队自投罗网(即使不投，它的殿后舰在三面环攻之下也难逃一死)。然后以超勇扬威为锭，以定远镇远为锤将日军舰队砸成碎片。按照清军的想法，北洋水师的舰队最终会形成一个躺倒的H型，夹住日舰的两队，使其无法机动，如果日舰突围，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至少先歼其一队。
如果日舰拼死合龙集中战力，则位于中央的中国军舰(看看舰艇的排序，应该正好是灵活的致远和靖远)便让开一条大路让日舰完全位于内线，而形成一条长长的海上火胡同。这显然是一个全歼日舰的富有野心的作战计划! 这个计划从军事角度看完全有实现的依据，首先日舰没有能够消灭定远镇远的武器，对着它们狂轰对中国军队来说正中下怀，用这二者的装甲上挨锻打为其他舰只换取中弹的损失，但是日舰根本无法阻止它们的突破(丁汝昌敢于把自己的座舰放到最前面，的确很有勇气，很象他和捻军战斗时亮出旗鼓诱敌攻击的作战风格，但是有轻率之嫌，也为失利埋下了伏笔，一个相似的例子是抗战时蒋鼎文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摆在黄河岸边鼓舞士气，结果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一交手就打掉了他的司令部，从而造成河南战役中国军队的大溃败)，其次，日舰为了避免被包围，唯一的应手只能是向右转向，它们的打法也无非沿着中国舰队两侧展开，形成八字形的两条战线居于外线(很象后来的实战)，但这就给北洋水师带来两个好处，第一，日舰在八字顶端有两个固定的转向位置，等于给北洋水师左右两翼各舰提供了固定打靶的机会，北洋水师在八字顶端，恰恰是日舰无法击毁的定远，镇远!这样，能够和中国军舰形成战列对峙的日舰势必已经伤痕累累，越接近八字形的底部，损伤必然越严重。
第二，日舰是分成两队，力分则薄，中国舰队则左右逢源——注意，中国舰队两列纵队中间是空的，不会遭到两面夹击，而且呈八字形，日舰两队必然越打越远。而位于八字顶端的定远镇远在一旦形成八字炮战局面之后就可以变成机动队，可以想象此时北洋舰队以左右翼弱舰拖住日舰队形(所以丁汝昌并不怕后队速度慢，本来的计划就没有准备让后队赶上前队)，定远镇远象两头俄虎一样从后面扑上来，依次干掉队尾的敌舰(定远镇远会不会分开左右翼?应该不会，丁汝昌的阵型之精髓就是集中优势兵力，他必然会把镇远定远全部用于日舰本队方面)，没有一艘日舰可以单独长时间抵抗定远镇远加上当面其他舰只的合力攻击——实战中日舰只要挨上镇远定远一发炮弹就要退出战斗——而日舰对中国舰只却攥不成拳头，因为中国舰队的队形是两列长墙，如果绕到八字底端去包抄，不说包抄进去也是挨到两面夹击，大概等打进去它队尾的所有舰只早就让定远镇远打成奥运会火炬了。
这是何等考虑周到，狡猾又老辣的打法!非沙场老将不能为也!难怪在作战会议中那些饱读海军经典的将领毫无疑义。为什么丁汝昌采用这样一个阵型呢?还有一个推测的想法，那就是丁汝昌的思路在怕日舰仅仅是败退而不能全歼!所以他要从一开战就死死缠住对方，不和对方打远距离的炮战或少打，拖日舰到悬崖边上决斗，使对方不能抽身而退，否则日舰发挥航速优势，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岂不糟糕。
大概丁汝昌还准备把倭国军舰揍成火炬以后让港内的镇字号和鱼雷艇来结束最后的战斗吧?他们打机动战并不在行，打死靶正好发挥其威力大的特点，也符合清军打仗战功人人有分的习惯。 对清军阵型的百般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第一，日军抢占了T字炮战阵位，这一点，其实北洋水师已经有所准备，那就是双方打成的阵位后来更象一个六字。
众所周知，T型阵位打的就是对方的先导舰，而丁汝昌的阵型先导舰有两艘，可以大大分散对方的攻击，同时两翼左右分开，比纯粹的T字炮战多少能发挥后方舰只的火力，事实上，作为先导舰的定远镇远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相反起到了吸引敌军火力的作用，只是让日军一下子打掉了指挥部，是北洋水师最大的败笔；第二，开战之初，舰首对敌，各舰只能开主炮，后部火炮无法发挥优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但这是为了取得阵型优势的必然牺牲，就象倭国海海战东乡平八郎的阵前回头一样，挨了不少炮弹，换来一个T字炮战的有利阵位。
只是丁汝昌失败了，东乡成功了，所以他们获得的评价才如此不同。这两个问题和后面的战斗比较，不能算大的问题。 那么，事实上中国军舰的确分割成功，这么好的队形，周密的计划，这么高昂的士气，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呢?这主要有六个原因。
第一，这种"考虑周密"的复杂的作战计划在实战中往往难以实现，简单的计划更容易做到，因为实战中各舰不可能象平时一样没有干扰的实施计划。就仿佛射门的足球运动员，在拉拉扯扯之下训练中的动作往往难以做到。倭国海军最后一场大战:莱特湾大海战，就是败在了一个纵横几千公里的"周密"的复杂作战计划上。
第二，对日军战斗力和战争的惨烈程度估计不足。可以说只有开战之后北洋水师的官兵才完全明白日军的战斗力，日军密集而准确的炮火，精确的指挥使北洋水师大吃一惊，也严重影响了士气。如果事先知道日舰的命中率那么高，致远决不会冲出去独挡日舰全队的炮弹，那本来是只有定远镇远才能做的事情。
丁汝昌的负伤，从"头面烧烂"等状况看，根本不是飞桥断裂，很明显是挨了日军的炮弹，只是清军无法相信日军的炮弹会那么准确!这造成的影响在后面还要叙述，但是可以看出请军对挨上这样凶猛的打击没有思想准备，这就影响了北洋水师实施后面计划的决心。象逃跑的广甲舰管带吴敬荣，肯定没有这种思想准备，于是就此精神崩溃。
北洋水师大概抱着狩猎的态度来的，没想到却是一场浴血死战!北洋水师领导人的思想这时肯定从彻底歼灭敌人向保护自己不被歼灭快速转变，而这在原来的作战计划是相矛盾的。仓促改变作战方针，北洋舰队战斗力和计划的优势当然大打折扣。在这种肉搏战中，日军快炮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清军对自己军械的落后和士兵素质的不足考虑不周。
如此，即便北洋水师指挥畅通，丁汝昌还有没有勇气实施他的既定计划也是一个问题； 第三。兵力不够充足，计划太过机械，按照原来的作战计划，左五右五，没有预备队，哪条船也不能沉才能完成对日见的包围，没有考虑到日军可以在最初的战斗中就给与北洋舰队重大的打击，切割敌编队虽然成功，随着济远，广甲的逃走，即便指挥健全，这个计划也已经很难实行。
如果港内的平远等舰全部出击，胜利才更有把握； 第四。最重要的一点，这个计划需要各舰作为一个整体，协调一致，并加以流畅的指挥才能实现，何时包抄，怎样应对敌舰的反扑，都要从舰队的角度而不是某一条军舰的角度考虑，而清军恰恰是一开战就失去了指挥，又没有指定预备指挥官(镇远不是很好的预备旗舰吗?为什么没有指定?大概还是轻敌了吧)，造成了后面的大混乱。
关于致远曾经升旗代替指挥问题，马尾海战中参将高腾胜也曾经在飞云号上升起龙旗。根据台湾钟汉波将军的解释，那只是表示舰上有高级将领，相当于后来的将旗，在海战中亮出来，表示决一死战的意思。并非接管指挥权。日军的评价是"勇者过勇，怯者过怯"，另外一个问题是下级将领对作战的整体认识不足，争先向前，把队形变成了半弧形，致远的出队和济远的逃跑更使舰队的八字形阵拆得七零八落，随着丁汝昌的负伤，清军根本就失去了统一的指挥，而这个计划没有指挥是无法进行下去的!清军的各舰没有自己的头脑，其思维是由失去控制的旗舰代行的，不乱怎么得了?想想林彪在打虎山战役中下达了攻击命令后就让各纵队各行其是，那才是最好的作战计划! 第五，指挥官结构问题。
北洋水师内部，只有丁汝昌真正是打过仗的(还有显然没有统帅气质的方伯谦)，也有指挥全军的能力。次一级的指挥官即使优秀者如刘步蟾都显然缺乏战略的全盘考虑，刘可以指挥一艘战舰打得有声有色，但视野太窄，无力也没有经验指挥全队的战斗，所谓有将才没有帅才。
何况他本身也是第一次参加真正的战斗，对他的要求无法过高。所以在丁负伤之后(日军确实奈何不得镇远定远的船身但是速射炮对于上层建筑和人员的杀伤极为有效)，北洋水师就没有一个有才能和魄力，能够负责贯彻这一计划的指挥官了。 第六，运气问题，这个计划是典型的后发制人思想，所以在前半部分是要注定要吃亏的，而真正分割了敌人，可以自己赚便宜的时候，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去赚。
看起来清军在整个战役全盘都在吃亏，看不到一点亮点。所以后世对丁汝昌的雁行阵只有批评。 因此，北洋海军的失利和阵型的关系应该远远比单纵阵和雁行阵那样简单的对比深刻。假如北洋水师的计划能够实现，失去了联合舰队的日军还能够打赢甲午战争吗?没有甲午战争的胜利，倭国的发展能够走到中国的前面吗?没有甲午战争的胜利，能有今日的台湾问题吗?甚至世界历史都要重写。
。。 就在这造园、祝寿，并大办其"昆明湖海军学堂"之时，中日关系，密锣紧鼓，以侵华为第一目标的倭国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在甲午前夕，倭国海军已拥有新式舰艇21艘。其中9艘是1889年以后始完工下水的英德制最新型快速巡洋舰，装配有10英寸左右速射炮数十尊。
世界最快的巡洋舰（时速23海里）吉野号便是一个有决定性的生力军。当时世界军备竞争激烈，倭国海军之迅速发展，足令欧美震惊！它从世界的末位海军迅速窜升至第11位；黄海炮响时，它的战斗力已早越我军之上矣。 在这一国际军备发展之下，我当时的反应又如何呢？第一敏感的当然是身当其冲的海军将领了。
丁汝昌不是如后来人想像的颟顸官僚。他是一位立志以身许国的战将和"死士"，他虽是旧式水师出身（如倭国的伊东佑亨一样），但是在重洋之上，16年不断的磨练，使他对国际形势和新的海军战略，也了如指掌（丁汝昌曾数度去欧洲和倭国南洋等地访问考察）。何况他手下的各舰管带和大副等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而精通外语的第一流世界级的海军将领。
外加数不清的"洋员"，随舰服务。 他们眼看假想敌的倭国海军，咄咄逼人，一天天地超过自己；诸将生非木石，首当其冲，怎能不忧心如焚？他们都是职业军人，知道在大洋之上作战，以时速15海里的慢船，对抗时速２３海里的快艇，那自己只有挨打的份儿。
打败了，无法逃避。纵使打胜了，也无法追击！克敌制胜，贵在知己知彼，李鸿章在其奏招上，也一再转述之。 他们更知道，在海上炮战中，五分钟打一炮和一分钟打五炮的区别。敌人以快艇快炮，飘忽而来。一瞬之间，敌弹如疾风暴雨，临空而下。再一转瞬，敌舰又已逃得无影无踪。
你以15海里的时速；五分钟一炮的慢劲，真是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乌龟对鲨鱼，如何克敌制胜？！ 不幸的是他们所具有的拔尖的"四化"专业，在那个颟顸无知、贪污腐化的官僚垃圾堆里，完全被孤立了——在下者是急烂肝肠；居上者却无动于衷。
丁汝昌和他的将领们，无专招奏事之权。他们只有向李鸿章呼吁、陈情，请求"转奏"。李鸿章对国际局势的认识，难道还不如丁汝昌、刘步蟾？面对这种昏后暴君，他们知道"忤旨"、"强谏"不但无济干事，后果有时且不堪设想。但是"和稀泥"和久了，以时间换空间，事情有时或可有转变的机会。
所以他们就和稀泥了！ 李宰相是久历宦途的太极拳师，岂好和稀泥哉？形势比人强，亦有所不得已也。加以派系倾轧，幸灾乐祸，所以李鸿章对自己部下的要求，有时连转奏也不敢转奏一下。因此，大清帝国的海军在创办之时，虽然曾火热一阵子，把"四化"（科技）推到巅峰，跻身八强之列；由于"五化"（政治）不能配合，科技发展也必然走入死巷子。
光绪十四年（1888）以后，正当倭国海军全力向前推进之时，中国海军竟然"未购一舰"！ 不特此也。就在中日双方都己箭在弦上，户部却取得海军衙门的同意，于1892年正式宣布以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二年！这正是甲午的前夕啊！ 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该多买几尊吗？朝鲜局势吃紧，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60万，购快炮20尊，以替代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而户海两处，竟一毛不拔。
李氏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20万两，聊购次等快炮12尊，以平舰上官兵之积愤。 这种腐烂的政治，拖垮了新兴的海军，在前线剑拔弩张的将士，焉有不知之理？知道了，内心又作何反应呢？ 朋友，我们读史者和著史者，不妨设身处地想想嘛：假如你我也是当时海军将士的一员，我们作何感想呢？据中西记载，丁提督那时忧心忡忡。
他已作好心理准备，死而后己。 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诸将领又何如呢？——他们三位后来都是自杀殉国的。据当时随舰的"洋员"事后的回忆，甲午战前，各舰之上的青年水兵（包括黎元洪吧），士气极高，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可是舰上的高级将领则个个面有忧色。
这一现象因而使那些旁观的洋员认为，中国下级士兵水手战士，可爱可敬；而他们的上级将领，则个个畏葸无能，胆小该杀。 根据这些洋员目击者唯一的记录（中文记载极少，几乎没有），我国后来的历史家和新闻作家，几乎众口一辞把丁汝昌、刘步蟾以下的殉国将领，鄙夷得一无是处。
岂真如是哉？！这儿倒想以历史事实，与本文读者，平心再思之。 北洋舰队里的下级军官和战士水兵炮手们，士气之高是可以理解的。海军那时是我国唯一的一支现代化武装。亲身参预此一新式武装的青年战士，无不感到光荣和自豪。其情况正和我国抗战前，以及抗战初期的空军一样，有志青年真趋之若骛。
笔者自己在青年期，对空军即非常向往。曾有三试三北的悲壮经验。当时眼见青年伙伴，通过体检，献身空军。我对他们的向慕之情，至今难忘——这些伙伴多半都是一去不返。把他们那无限美好的青年生命，献给了祖国！ 我国空军当年士气之高，作战之勇，牺牲之大，史有明文，也有目共睹，无待多赘？？大清帝国当年海军，正是如此。
下级战士，披坚执锐，豪情万丈，他们是知己不知彼的。 高级将领便不然了。他们是知彼知己。眼看敌人的军备，早已超越我们；而我们朝廷之中的贪官污吏，舍黄海不要，还要在颐和国内雕其"石舫"，办其"海军"。眼看日人咄咄进逼，大战迫在眉睫，而我军炮慢船缓，既乏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如何得了？日夕念及，能不五内同摧？！ 朋友，你我如处此逆境，如何奋发？而况当年无知的言官御史，他们既不敢批评太后，亦不敢詈骂醇王。
终日只抱着个他们并不了解的海军将领丁汝昌、刘步蟾，作辱骂和讥笑的对象，揆诸情理，岂可谓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