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以小说《孔乙己》艺术地再现了二十多年前——清末一个贫苦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从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受害者的角度对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教育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造成其悲惨遭遇的根本原因，是其性格矛盾的悲剧性冲突。孔乙己自尊又自卑、要强又懦弱、好喝又懒做，这诸多矛盾的性格相互对立，统一构成了孔乙己特殊的形象特征。
首先，内心自尊与自卑心理的碰撞决定了孔乙己必然自欺欺人、故作清高和迂腐麻木的性格。孔乙己热衷科举，一心向上爬，虽“皓首穷经”却名落孙山，因“不会营生”而“弄到将要讨饭”的地步。论理说，如果能够脱下长衫加入到“短衣帮”里并同他们真正混为一类，那么他绝不至于成为被众人嘲弄取笑的对象。但是，孔乙己却自视高人一等，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而标志着他读书人身份的长衫。就连人家揭他偷书的疮疤，他也以自以为荣耀的“读书人”的身份作盾牌去抵挡别人的羞辱。这必然招致孔乙己难以逃避的不幸。他可以不答理别人“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了新伤疤了”的起哄，也可以看着问他：“你当真认识字么”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但是，他却无法回避别人“亲眼见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的事实，更无法回避“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的失意。不肯承认自己的劣行，更不愿正视自己的无能，读书人强烈的自尊意识与“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的自卑心理交织冲突，便使孔乙己“睁大眼睛”“涨红了脸”“青筋条条绽出”地争辩，以抵抗别人的起哄维护自身人格和尊严。从“窃书不能算偷……”到“君子固穷”“之乎者也之类”，犹如地壳运动中的板块推挤隆起的山峰，几句极富个性的对话描写立刻栩栩如生地凸出了封建教育毒害下读书人愚蠢迂腐的可笑可怜相。孔乙己以为“读书人”的“之乎者也之类”能镇住别人挽回自尊，但引来的地是众人更多的哄笑，让“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一身酸腐之气也暴露无遗。
其次，要强与懦弱的矛盾性格的冲突注定了孔乙己必被嘲弄羞辱的尴尬处境。孔乙己无名无功、无钱无势，仅是一个穷书生。倘若对旁人的嘲弄完全装聋作哑、闭口不应、逆来顺受，那么，便不可能激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也不至于“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不回答”，是一种反抗；径直“对柜台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是一种反抗；众目睽睽之下在柜台上“排出9文大钱”，也是一种反抗。这种带有抗争意识的神态与举动同所有“看着他笑”的人形成鲜明的对阵壁垒，孔乙己以孑然独立之身与异口同声的众人水火不容之势不两立。但可悲的是，孔乙己的抗争仅仅是也只能是具有鲜明读书人懦弱色彩的反抗，或故作清高的矜持，或自命不凡的睥睨，最强烈的也不过是“涨红了脸”说些“之乎者也之类”的话。这种软弱的抗争不但不能阻止旁人的嘲弄，反而更加强烈的激起嘲弄者一次又一次有增无减的快感，至到他用双手爬着来喝酒时，“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地拿他取乐，旁人也“和掌柜都笑”。很要强又很有力量的，没有谁敢去招惹，如小说中有钱有势凶猛残暴的丁举人；很软弱又逆来顺受的，没有谁有兴趣去捉弄。唯独懦弱而死要面子的孔乙己，便注定难以逃脱尴尬的处境。在自身性格的冲突与环境的冲突中，成为人们取乐的对象，让人感到“是这样的使人快活”。
三、好喝与懒做的性格冲突决定了孔乙己必然小偷小摸的恶习和由此导致的悲剧。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生存的必需条件，人们生存的必需生活资料全源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不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如果又没有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那么必然丧失物质生活资料的来源。在封建社会里，特别是在科举制度下，“书中自有黄金屋”，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进入剥削阶级统治阶层，从而不劳而获地占有社会物质生产的劳动成果。但是，贫苦的读书人假如没有通过科举及第爬上统治者阶层在不能凭借占有物质生产资料以获取生活资料的条件下，又深受孔孟之道鄙视物质生产劳动意识的毒害而逃避物质生产劳动，那么，他就丧失了以自身劳动去换取生活资料的可能。物质生活资料没有保障，人的生存也就缺乏保障。起码生存都不能保证却又贪图物质生活的享受，这就构成了针锋相对的矛盾。一方面是渴求物质生活享受的欲望，一方面却是好逸恶劳造成的不能满足这种欲望甚至威胁基本生存的极度贫困。孔乙己“好喝”与“懒做”性格的冲突面临三种解决方法的选择：一是以更多的劳动换取较多的生活资料以满足享受；二是放弃贪图享受的欲望而甘于贫困；三是以非正当的方式即以正当劳动之外的方式去占有生活来满足欲望。孔乙己选择了第三条途径。尽管“他身材很高大”，但却“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最后“自己发昏，竟偷到了丁举人家去了”，被“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
关于这一点，小说未下面描写，作者只是通过“我”叙述“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和掌柜与喝酒的人的问答在情节发展中巧妙而简洁地进行了交代。但在主人公性格悲剧性冲突的描写中，却是作者独具匠心的两笔。它们既对正面描写的内容在另一个侧面进行了补充与丰富，又对孔乙己命运的悲惨结局在情节安排上作了铺垫与呼应，使人物性格的冲突在不同侧面不同阶段得到了恰到好处的刻画与展示。
在艺术手法的运用方面，作者始终把孔乙己摆在一个符合他社会处境的被动地位，提示出他不甘忍受侮辱的心理，使其与取笑作乐的人构成主客相争的局面。起哄取乐与抵抗羞辱一攻一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主人公性格的冲突在与环境的抗争中逐层叠现，于尺幅之内造成小说故事情节的一种跌宕美和人物形象塑造的动态美。在结构安排方面，既正面推进，又侧面延伸。正面冲突描写中插入背景材料介绍，直接叙述中间接、快速推进矛盾冲突的发展，张驰结合、虚实映衬、疏密相间，使小说主人公形象的描绘在不同时空得到补充丰富，体现出小说布局的精巧美和人物形象镂刻的历史感、立体感。
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作者对封建教育制度的极度憎恶和对封建教育制度受害者孔乙己深切的同情。作者对害人者的愤慨与对被摧残者的同情交织融合，汇成奔涌不止的江流波涛滚滚。但是，作者的表达却是冷静的。鲁迅始终以旁观者的身份平平静地叙述二十多年前的所见所闻，笔调冷漠而客观，平淡而质朴。然而每一个细心的读者无不从轻松愉快中读出苦涩心酸，从朴实平淡中读出厚重深沉，体会到鲁迅先生“冰中之火，火中之冰”，冰炭一体，冷峻而炽热的思想感情，领悟出小说主人公性格悲剧性格冲突中作者冷静深沉的理性思考，尖锐无情的鞭挞批判。小说作者没有仅仅局限于对主人公悲剧性性格的剖析与批判，作者的笔触还勾勒出一群麻木不仁的看客形象。虽然这种勾勒是极为粗放简括的，没有人物外貌须毫毕现的细腻描绘，然而却使小说获得了更为广阔而深刻的背景，更加鲜明地反映出孔乙己命运的悲剧性。对于被毒害被扭曲者没有丝毫的怜悯同情，反而在捉弄与羞辱比自己更弱小更无助的“孔乙己”中获得莫名的快感，拿不幸者的痛苦作为笑料来满足作乐的需求，这不能不说使孔乙己的不幸显得更加不幸，不能不说是整个社会更加让人感到压抑和忧虑的悲哀。掌柜作为封建剥削阶级的典型代表，其一次又一次地念叨“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的自私和当众直戳孔乙己“要不偷，怎么会打断腿”伤痕的残忍，不必多言；其他那些没有具体面孔只有起哄取乐嘲笑声的看客，即让我们穿越遥远的岁月看到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毒化下民众多冷漠麻木昏沉愚昧的精神状态和社会多么令人窒息令人忧愤的黑暗现实。对豪强者敬畏如神，对不幸者却肆意嘲弄。同样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的奴役与毒害，却在侮辱更不幸者当中“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沉迷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孔乙己“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地走去了”，他委顿凄凉的背景消失在枯叶飘零的深秋，消失在一页昏沉阴暗发黄的历史中。只有那些穿长衫或裹着破旧短袄的人们的笑声，还在我们耳边回响。孙伏园先生说：“《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看客无聊的逗笑和取乐，使孔乙己悲惨的遭遇和伤痛添上了一层雪上加霜的悲凉，使小说主题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更深刻的批判性。它向读者表明：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毒化了整个社会，孔乙己的悲剧不仅仅是封建知识分子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剧，孔乙己的悲剧是社会悲剧中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