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深受神话传说、史传文学、诗歌及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小说中，表现山妖水怪、花精狐魅、神魔斗法的作品，可以说是代不绝篇。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奇特的艺术幻想力，都可以追踪到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在其中找到它们最古老的初始形态。如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对“截教”与“阐教”的斗法场面的想像，就类似于古代神话中黄帝与蚩尤之战的描述。清代小说《镜花缘》，对海外奇方异国的想像，也可在古代神话《山海经》描述的远国异民中，找到相似的朦胧影像。
《左传》、《史记》和《三国志》等史传文学，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和极高的文学性，它们或为古代小说积累了叙事的艺术经验，或为其提供人物或故事的创作题材，很自然地成为古代小说可资仿效的榜样。从作品题名来看，古代小说常以“传”、“记”、“纪”、“志”、“录”题名，这些本是史书文体。在结构形态上，古代小说常以史传文学中的列传为蓝本，并由此演化出合传体式。著名的古代短篇小说，如唐宋传奇、宋元话本及“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等，多用为主人公立传的写法，先交代主人公是何时何方人氏，然后依时序叙述其经历和结局。古代长篇小说“虽一部，前后必有数篇，一篇之中，凡有数事，然但有一人，必为一人立传，若有十人，必为十人立传”（金圣叹《水浒传》第三十三回评语），然后将众多人物列传按照不同的方式，组成合传式的整体结构。
中国古代小说对历史题材高度重视。如《西京杂记》、《神仙传》等，内容多取自历史故事和传闻；唐代传奇《长恨歌传》罩销和俗讲变文《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等，也是以历史人物和传说为题材。宋代说话，则专有“讲史”一家。明代以后，长篇章回体小说兴起，不管是历史演义如《东周列国志》，还是英雄传奇如《说岳全传》，甚至神魔小说如《封神演义》等，无不从历史故事和传说中演化而来。白话小说多以故事情节为结构的核心。这一特点，主要是受宋元“说话”的影响。宋卜没元说话的听众，大多是来书场听故事取乐的下层民众。因此，为让故事讲得有头有尾，让听众听得清楚明白，说话艺人型闷纳按故事发生的自然过程，连贯讲述。这种以故事为叙事中心，按自然时序顺叙的方式，被小说继承过来，成为一以贯之的创作传统。如《三国演义》从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写起，到晋受魏禅、司马氏统一中国结束；《水浒传》从洪太尉误走妖魔讲起，到梁山义军最后失败、宋江等人魂聚蓼儿洼告终；《西游记》以石猴出世作为开头，以西天取经归来，孙悟空封为斗战胜佛为结局。不仅是这些长篇名著，还有大量的短篇白话小说，也都是采用按时序讲故事的结构和叙事方式。
古代诗歌以历史悠久、成就辉煌而居文学盟主地位。古代小说十分自然地受到了古代诗歌（包括赋、词和小曲等）的重大影响。运用诗词作为一种特殊的描述表达方法，是古代小说常见的写作手段。在章回小说中，每一回正文的开头，常用“回前诗（或词）”作为引子，而每一回正文的结尾，也常用“回后诗（或词）”作结。有研究者统计，《游仙窟》中有诗77首，《水浒传》中有诗556首、词54首；《三国演义》中有诗157首、词2首；《红楼梦》中有诗124首、曲35首、词8首。小说中融入的诗词，或坦露小说人物的性情，或抒发人物志向，或渲染气氛，或描写场景，或揭示作品的内涵，成为小说意境和形象构成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小说中引入诗词，使得二者珠联璧合、相映生辉，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一大特色。
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主体，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由儒、释（佛教）、道三教共同构成的共同体。儒、释、道三教思想不仅是形成中国民族文化的主要元素，而且也是塑造民族性格和心理的重要基因。因此，包括古代小说的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各门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儒、释、道三教思想的深刻影响。
儒家思想对古代小说影响最深，集中于正统伦理道德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教化至上的文学功用观念两大方面。古代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多具有忠、孝、仁、义、礼、信、智、勇、贞、节等等为儒家思想所褒扬的伦理道德，而反面人物形象则具有奸诈、残忍、忤逆、淫佚、背信弃义、忘恩负义、见利忘义等等为儒家思想所贬斥的悖伦理无道德的低劣品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言小说故事中，卖身葬父的董永、投水寻父尸的叔先雄、埋儿养亲的郭巨等等，是孝子的形象；与朋友千里约会不爽时日的范式、为替弱者复仇而甘愿与楚王同归于尽的楚客等等，是信士义士的形象；刎颈誓不从盗的乐羊子妻、为宋康王所掠而与丈夫同死的韩凭之妻等等，是节妇贞妇的形象。唐宋传奇小说中，为报杀父杀夫之仇而女扮男装智杀强盗的谢小娥，被丈夫抛弃而持志弥坚的从良官谭意哥，弃恶从善、大义凛然的倡女李娃等等女性人物形象，无不持有重义、行孝、守贞的品性。“三言”一百二十篇作品的人物多是“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在长篇小说中，《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忠义”为整个作品的思想内核。《三国演义》中的正面人物，如效忠汉室、宽厚待下的刘备可说是“忠”与“仁”的化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诸葛亮则是“智”的典范，而关羽的“义”，张飞的“勇”等等，都是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而反面人物的曹操、高俅、蔡京等，或是性格奸诈残暴的乱世奸雄，或是欺君罔民的奸臣。《水浒传》的起义军领袖宋江，就是兼忠臣、义士、孝子于一身；桀骜不驯的英雄好汉李逵，也时时事事以“忠义”作为自己行事为人的行为标准。
佛教和道教具有十分丰富的宗教想象，它们构建的规模宏大、结构完整的天神、菩萨系统和神仙谱系，及种种奇诡怪异的宗教意象、宗教故事和人物，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思路、题材和形象的重要艺术资源库之一。一些带有极强虚幻色彩的宗教故事和人物，甚至直接进入了小说作品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记录了不少虚幻的宗教故事和人物，《搜神记》、《幽明录》中都有大量的神仙术士及其法术变幻之事。唐传奇的人物形象中，有凌空而飞、剪纸为驴、“开脑后”藏匕首，化昆虫入人腹的聂隐娘，有变成美娘子与俊俏书生纠缠的白蛇精。《西游记》的石猴变成“齐天大圣”的孙悟空，天蓬元帅投错胎而出生的猪八戒，《封神演义》的三头六臂、荷叶莲花身的哪吒，《三国演义》的呼风唤雨的“活神仙”诸葛亮，《水浒传》的洪太尉误走妖魔、宋公明遇九天玄女……等等。凡此种种，莫不与宗教想象所构建的菩萨、神仙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受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古代小说中某些形象的构成具有玄秘性和哲理性。《红楼梦》用“无材补天”、“木石前盟”与“太虚幻境”等三个神话，构成一个统御小说整体内涵的神秘的象征系统。来自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通灵宝玉，是现实世界中贾府公子贾宝玉身不可离的命根子；西方灵河岸上的“木石前盟”，是现实世界中宝黛爱情的因缘；而大观园女儿国中众姐妹的人生命运，却早已在“太虚幻境”记录入册。《西游记补》打破时、空的自然程序，让孙悟空通过“青青世界”、“古人世界”及“未来世界”，“走入情内”，鉴识富贵帝王、廷对秀才、风流儿女、英雄名士等种种世相，最终揭示的是“总见世界情缘，多是浮云梦幻”这样的源自佛教的哲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