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但在其过程中，中国的古典文学，也没有完全的遭到排斥，在学校教材中，还是在学习古典文学，但已经退出了社会主流。
文言和白话是历史的概念，各时代的文和白是不一样的。文是写的，白是口头的。每个时代的文和白是相对而言的。此外白话文学不是从五四开始的。诗经的“风” 就是白话。宋元以后，白话文学开始兴盛，宋话本小说，元曲，元杂剧更加白话化，明清演义体也用白话。
强调五四时期白语文学的功劳是强调五四将白话作为文学的正宗，排斥文言文学的正统地位。诗和文都白话化。结果带来文体的变化：传统诗和文是正宗，五四以后“四大文体”：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
对西方新思想的输入和对封建旧思想的批判，很自然的转到对作为传统道德的工具——封建旧文学的进攻，并寻求新的语言和文学的工具——白话，于是，就发生了文学革命。它的基本内容是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学革命主要是外来思潮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趋势，而直接的背景和动力则是新文化运动。
文学革命的倡导，几乎与新文化启蒙运动同时。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称赞胡适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
郑振铎评价此文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
胡适此文功绩有三：
a、提出文学历史进化观：“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
b、提出“文言合一”，“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标志着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的同时转换，并非只是形式不涉及内容。
C、批判了一些旧文学技巧，代之以新技巧。 所谓文学“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陈词滥调、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高举文学革命大旗，正式提出“文学革命”口号的是陈独秀。1917年2月，他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①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到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②把“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斥为“十八妖魔”。③旧文学种种弊端与国民性互为因果。要革新政治，改造社会，必须革新文学。
胡，陈的文章在当时被文学青年奉为“圣经”。
新青年撰稿人一致响应胡陈的号召，其中钱玄同和刘半农最为积极热情。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散文，音韵，主张使用形式标点，文章分段。
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取代文言势在必行，力主文言一致。后来，他又提出将右行直下的书写格式改为左行横迤。并倡议《新青年》作者自己首先用白话写文章。
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对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顶礼膜拜，悉力模仿，被他斥为“选学妖孽”。北大另一教授林纾崇拜清朝桐城派，主张师承，被他斥为“桐城谬种”。
局限：新文学主张缺乏系统细致，创作少。
还有一些人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左右两派文人联合起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主要战场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内，主要对象是一批老古董国学教授，结果大获全胜，中国几千年来积累的真正国学从此逐渐走向灭亡，1946年在全国明文取消国文，代之以语文。到今日，全国已没人会真正的古文朗诵了。1949年后推出了简体字，但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因此而完成，废除汉字是新文化运动分子的广泛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