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是台湾新电影运动（1982-1987）的代表人物之一，还有杨德昌、曾壮祥、万仁等。他们的作品有《光阴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小毕的故事》《油麻菜籽》《童年往事》《恋恋风尘》等。
台湾新电影运动兴起的原因有：
1、电影业的不景气，中影改组；
2、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影响；
3、新的电影观念（作者论、艺术电影）等美学标准的输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等；
4、新的人才的涌现（独立制品相对自由为侯孝贤、陈坤厚等本土人才的出现提供了机会，留学欧美的青年归来如万仁、杨德昌、柯一正）
5、台湾社会的转型：70年代末国民党权威统治的松动，台湾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
而台湾当时的为电影爱好者提供的条件有：
1、台湾的试片间文化；
2、“台映”--电影爱好者去看；
3、“美军俱乐部”，台湾各大高校的电影社团——培养了非常多电影人才和观影基础。
常规来说，处于电影转型时期，总会有层出不穷的导演等人才，但投资少，所以“新电影”兴起时期的影片，一个影片有几个故事组成，一个故事一个导演，是为了节约成本。
台湾新电影启用新导演，突破“中影”用人陈规，通过低成本减少商业回收压力，换取创作自由，题材不再回避现实，强调成长记忆，本土经验，在摄影风格上呈现出清新朴实、内敛的气质，叙述一反过去的戏剧模式。开始受到市场的欢迎，但因为毕竟这样缺乏戏剧性叙事的电影，无法长久的在市场上生存下去，所以后来在商业上的票房是惨败。
台湾新电影运动于1987年结束。结束的标志是：1987发表的詹仁雄起草的53名影评人署名的《民国76年台湾电影宣言》：“给另一种电影一个生存空间。”他们认为，“电影可以是一种有意识的创作活动，电影可以是一种艺术形式，电影甚至可以是带着反省性和历史感的民族文化运动。”
接下来就开始谈侯孝贤的《悲情城市》，这是一部史诗般宏大的影片。
《悲情城市》是在新电影运动结束2年后的1989年上映的，涉及台湾敏感的“二二八”事变，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
据侯孝贤说，《悲情城市》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在《恋恋风尘》里男孩子们一起唱的《港都夜雨》。
《悲情城市》主要分了三条线索，通过林家的悲剧性来揭示整个台湾社会。
大哥文雄是黑帮的老大，死于上海人（外省人）之手。
老二在菲律宾当医生，至今生死未卜。
老三文良原先在上海为日本人翻译，后被认为是汉奸，得了精神病，回台湾以后治愈，但后来卷入黑帮事物入狱，再出来精神病复发。
弟弟文清是哑巴照相师，他在影片中主要是与宽美的爱情为线索，宽美是医院的护士。宽美的哥哥宽荣是文清的好友，是一名小学老师，与日侨静子有一段爱情，但因为日本战败，静子回国而分开。宽荣后来因为反对当局政府而被剿。文清也被捕。
影片从不同的社会阶层揭示整个台湾的变化，黑帮，进步的社会知识分子，普通平民。
影片主要反映的是1945年台湾回归后，本省人跟外省人之间的矛盾爆发，而对于和日本人的关系，是充满美好的想象（宽荣和静子的爱情），文良是带着战争的创伤记忆。
至于影片的拍摄风格，还是一如既往地以冷静、克制的摄影机镜头，并且多使用长镜头的静态拍摄。
影片中的象征隐喻也十分明显，比如片头的断电和婴儿出生等等。
原声音乐十分动人。
之所以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史诗般宏大的影片，是因为侯孝贤不再只是把创作投视于自身的记忆，而投向了整个民族国家的记忆，这是大师级导演的水准。就像中国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有《活着》、陈凯歌有《霸王别姬》、田壮壮有《蓝风筝》，这些同样都是把视线投向了社会的。
不再拘谨于小我，而是通过小我投射到整个社会。
一个导演能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担当，能够直面国家民族的历史，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在题主所说的主流电影界评价最高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