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来源于“供给侧经济学”（或供给学派），其核心思想是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倡导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特别是把减税作为核心政策主张。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之后，里根总统把减税作为经济政策的核心，在任期内把最高边际税率从70%下降到30%以下。“里根经济学”甚至认为政府促进经济增长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减税。这种主张可以追溯到美国第30任总统柯立芝的政策实践，柯立芝总统因此被视为“供给侧经济学之父”。从历届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来看，经济政策具有明显的党派差异，而减税是美国共和党的传统经济政策主张。到了小布什时代，“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再次大行其道，对富人大幅度减税成为小布什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然而，随着小布什任期的结束，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世界经济。
“里根经济学”与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发展阶段与政策提出背景上存在显著差异。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与里根时代的美国经济具有很大差异。1980年，美国城镇化率为73.74%，服务业增加值达63.57%，服务业就业比重为65.70%，这些指标都是发达经济体的典型标志。相比之下，我国2014年城镇化率为54.41%，服务业增加值在GDP的比重为48.2%，就业比重为40.6%，收入水平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其次，从政策提出背景来看，“里根经济学”面对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滞胀”现象；而中国当前面临的情况是低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虽出现下调趋势，但在国际上仍是高增长国家。以上两方面差别决定了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里根经济学”的“中国版”是一种幼稚的看法。经济病症不同，政策药方自然也不同。
从政策手段来看，“里根经济学”的主要政策手段是减税（特别是对富人阶层的减税）。而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工具是多元的，既要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引导作用，发挥各类政策“组合拳”的合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从实施结果来看，“里根经济学”尽管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但是也产生了长期性的副作用，成为美国经济发展至今的痼疾。一方面，美国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另一方面，美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持续恶化，收入分配明显倾向于富人阶层。与此相对应的是，尽管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但劳动者的小时工资率并没有明显上升，表明美国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成果较少地惠及劳动阶层。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是要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共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