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相信因果报应？

村子里一个恶人，谁都敢欺负，祖父说：“无论他咋欺负咱们，咱们都不跟他计较。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间没到。”后来这恶人很早得了腰疼病，腰弯得跟一张弓似地，就再也恶不起来了。祖父说：“看看吧，这样的人还用你去治他，自己就把自己治了。”还有的人在村子里操着各种坏心，占着各种便宜，让人们非常生气。祖父跟我们说：“咱们不生气，操心不善，老天爷割蛋。”过几年，此人摔断了推。祖父说：“看看吧，老天爷长着眼呢，他不会让一个人凶恶一辈子。”我伯经常说祖父：“你这是个啥道理？一切都等着老天爷，一切都靠老天爷。假若老天爷不修理这样的家伙，你能憋气一辈子？”我有的时候，相信祖父的观点，有的时候，相信伯的观点。但是后来学校教我们唱《国际歌》，才感到祖父的观点是不对的。《国际歌》都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一切全靠我们自己。我跟祖父说：“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毒害我们的鸦片。《国际歌》就不是这样说的。”祖父哈哈大笑问：“《国际歌》谁写的？”我说：“法国人欧仁.鲍狄埃。”祖父又笑了：“看看，一个法国人写的歌，能扛住咱们中国祖先说的话。”又过了几天，驻队干部在村子传达一个文件，里面有毛主席说的一段话，也引用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间没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祖父说：“听见了吧，毛主席都说这句话，说明这句话不但是对的，还是千真万确的。因果报应吗，本来都是如此，你们还不相信呢？”后来读书，读到印度的哲学著作《神圣人生论》，读到很厚的《奥修讲经》，里面因因果果的东西太多了。才知道，中国没有宗教，但是民间却从各种宗教里汲取了软弱的一面，汲取了躲避的一面。对于各种强大的东西，中国人总是站在因果报应的角度，来逃避自己的责任，来躲避各种锋芒。而对于各种弱小的东西，中国民间的每一个人，却不想因果关系，总是给予欺侮和羞辱。比如农村开斗争会，对于那些站在台子上被斗争的对象，很少有人同情他们，人人义愤填膺，痛打落水狗。只要有人让绑那些被斗争的人，总会有人争先恐后的，把他们绑的严严实实，头颅几乎挨着地下。只要有一个智力较差的人从村子里经过，总是有人生尽办法捉弄，逗得人们哈哈大笑，几乎没人想到善恶相报的因果关系。时下，人们议论最多的是贪官。但是中国民间，对于贪官也是用善恶相报的因果关系来看待。许迈永执行死刑了，人们说：“球，一个人弄几个亿，他花几个，最后还不是交给了杭州市，等于许迈永给杭州市办了一个企业。老天爷有把刀，把贪官和穷人切的一般高。许迈永把钱弄多了，老天爷就把他切下来了。你看许迈永的两个盲人弟弟，却还在世界上存在着。因就是果，果就是因。贪官也逃不出因果报应啊。”还有的人对自己刚参加工作的子女说：“你们单位的领导，管他是不是贪官，你们都不要管，有人管着呢，就是没人管，还有老天爷管着呢。老天爷不会让一个贪官祖祖辈辈幸福下去，老天爷不会让贪官每一天夜里都睡得舒舒服服。老天爷是在养猪呢，养大了，就会杀了他们。这就是因果报应啊。”这样的教育，是一种无奈。只有人到了无奈的地步，才相信因果报应。一个人无能为力的时候，最相信因果关系会制约每一个人，一个社会无能为力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相信因果报应。就像我的一个朋友，年轻时写针砭时弊的小说，写来写去，他没有针砭掉时弊，时弊有的时候反而针砭了他，后来就相信因果，就相信报应，就相信佛教，就办了一个佛学院，很好的研究其因果关系来了，研究起善恶相报来了。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是毛泽东晚年最爱读的书之一。其实里边，有很多因果的东西。纪晓岚在书里记载：一个福建女人喜欢吃猫，得到猫之后，就先把石灰放到一个罐子里，再把猫丢进去，接着放上开水。猫为灰气腐蚀，毛尽脱落。而猫的血气全部归在脏腑。肉白如玉，味道鲜美。日日捕杀，吃猫无数。最后女人病危，叫声如猫，凄厉悲惨，十日死去。还有一个景州官宦的儿子，喜欢捉一些猫和狗，折扭它们的腿，让猫狗的脚朝后。此时猫狗惨叫，跳来跳去，难忍其疼。而官宦子观猫狗惨跳为乐，听猫狗惨叫为幸，因此所杀猫狗很多。最后生的子女，足踵反向前，和他们折断的猫狗一样。纪晓岚的记载看似无意，其实有意。不但充满了因果，也充满了宿命。一个清朝的尚书，专门记载此类事件为书，就是纪晓岚的宿命。他害怕文字狱，其他什么都不敢写，专门记载这样的民间奇闻。用宿命的观点来解释生活里的一切现象。相信因果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宿命。命运里有一种难以逃脱的东西，主宰着一个人的生活，主宰着一群人的生活，这种看不见得东西，就是宿命。中国人之所以相信因果关系，相信善恶相报，就是一种无奈，一种逃避，一种宿命。假若不无奈，不逃避，不宿命，谁还会彻底的皈依因果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