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主要是指政治意识、政治体系、政治行为、政治发展的相对先进阶段和进步状态。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1](P32)，特别是借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一、科学评价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地位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吐故纳新、不断扬弃的新旧交替的过程。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也是如此。尽管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有其局限性和弊端，但相比较而言它毕竟是历史的进步，比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政治文明更为先进、完善、成熟，更集中地反映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更集中地代表了近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最值得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从中借鉴有益的东西。历史既不能割断，也不能超越，回避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撇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外这一最能反映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成果，不仅使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领域、范围、内容和水平大受局限，而且实际上也使借鉴的要求空泛化、口号化，难以落到实处。
长期以来，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问题上，一直存在几个误区。其一，只承认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工业文明的先进性、进步性，否认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先进性、进步性。其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泾渭分明，水火不相容，是取代和被取代的关系。其三，简单地、笼统地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看作是虚假的、没落的、腐朽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是绝对先进、完美无缺、至高无上的、毋庸置疑的。结论是，社会主义根本不可能借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这样，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就被有意或无意地封存起来，成为研究禁区，乃至人们至今知之甚少，或一知半解，从而影响了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客观公正的评价和对其有益成果的积极借鉴。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地位，承认不承认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中有值得借鉴的有益成果，敢不敢于、善不善于借鉴这种有益成果，已成为能否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关键。
要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联系中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邓小平说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问题中就有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没有搞清楚，长期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以为只要资本主义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就一定是那样的。这是形而上学。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指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共产主义最终不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用世界交往的观点来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今天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所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历史发展到今天，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要想割断与资本主义的联系来发展社会主义几乎近于幻想。为此，必须首先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给以全面的、辩证的理解。中国的“特色”固然不是要走别人走过的老路，但这种独特并不是离开世界整体联系的独特，不是与资本主义世界隔绝的独特。我们所讲的“特色”正是从世界历史上获得规定的，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总体联系中发展出来的。既然不能离开与资本主义的联系来推进社会主义，那么，对待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也有一个如何认识和对待的问题。应当看到，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尽管其实质没有改变，但在其表现形式和运作方式上确实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也正是这些新的变化，使资本主义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活力。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不仅有助于我们学会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本领和艺术，增强抗衡资本主义的能力，而且有助于吸收和借鉴其有益的东西，提高我们的竞争实力。因此，必须从世界交往的视野上来对待社会主义的发展。对于这一点，列宁在晚年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认为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环境里，“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3]后来的实践尤其是全球化的实践已经表明，孤立地、封闭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实上是很难成功的。尽管融入世界交往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能绕开这条道路，应该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全球化过程中“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资本主义，就像资本主义不能简单地否定社会主义一样。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上有针对性地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P48)我们希望对方尊重我们，我们也要尊重对方，尊重资本主义，学习资本主义，研究资本主义，分析资本主义，借鉴资本主义，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在政治文明方面尤其如此。
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具有共有性。它们是全人类，包括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人民所共同创造、共同发展、共同拥有、共同分享的成果。其中不少成果很难说是某一种社会形态、某一个国家所创造、所特有的。人类政治文明的共有性决定了各种政治文明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某些共同的规律和特点，以及可比性。这是各种政治文明可以相互借鉴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具体的特殊的人类政治文明又总是与每个时代、各种具体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制度、民族特点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古代、近代与现代政治文明；东方与西方政治文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超越时空、社会形态、国家制度和民族特点的抽象的政治文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那些存在、发展于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国家的政治文明成果，难免不具有那个社会、那个国家、那个民族的特点，难免不同程度地被打上那个社会与国家统治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的烙印，表现出鲜明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特征。
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近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也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传承和发展了人类政治文明中这些具有历史延续性、内在逻辑性和共同性的内容。这些内容是人类社会共同所有，而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同其他人类政治文明一样，其发展又具有历史的阶段性和集中反映那一时期统治阶级意志的阶级性，它本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根本利益的。
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国家之间，特别是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相左乃至对立的国家，其政治文明是否需要、能否相互借鉴，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任何一种政治文明，尤其在它建立之初，都有其合理性、进步性，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局限性、阶级的局限性和时代的局限性。任何一种新的政治文明都会从这种合理性和进步性中借鉴有益成果，而从其局限性中吸取教训。如果否认这种借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那么人类政治文明就难以继承和发展。虽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治制度，但都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都否定和反对封建专制统治，都实行共和国的体制，运用现代化的手段管理国家，都主张民主政治，尽管民主的理念不同。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应当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政治文明，比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更进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之所以需要借鉴、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包括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是因为只有借鉴、吸收一切有益的成果，才能在此基础上实现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创造出更加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
文明的相互吸收借鉴是一种自然的历史现象。人类社会的文明从来都是多样的，而各种文明的发展程度又是不平衡的。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相互借鉴，相对落后的文明向先进的文明学习借鉴，是普遍的自然的现象。
二、认真分析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成果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文明的论述。他们的文明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恩格斯在他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将人类社会历史分为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他们将原始社会称之为野蛮时代，人类脱离原始社会进而形成了私有制和国家的社会，即从奴隶社会开始直到当今时代的社会，统称之为文明时代。由野蛮进入文明的条件和标志，一方面，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出现，商品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先前的整个氏族社会；另一方面，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形成了阶级和阶级对立，导致国家的建立。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是广义的文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中，把资本主义社会称之为文明社会。这是相对于封建社会而言的。这就是狭义的文明。他们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多次使用“资产阶级文明”的概念，同时，他们又将资产阶级文明称之为“文明国家”、“文明国度”、“文明社会”、“文明世界”、“文明制度”，或简称为“文明”、“现代文明”。把资本主义社会同封建社会从文明角度相对照，无论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科学、教育、艺术，以及政治制度和法律，都有很大差别，一个是文明先进，一个是愚昧落后；一个是民主，一个是专制。欧洲人将封建社会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资本主义社会称之为文明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国家”、“文明制度”等概念，主要就是指政治方面的文明，即政治文明。马克思在1844年拟定的《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案》中，使用了“政治文明”的概念。从这个“计划草案”可以看出，马克思一方面把政治文明与现代国家相联系(这里讲的现代国家，就是资产阶级国家)；另一方面，马克思把政治文明同集权制相对立，集权制，就是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马克思讲的政治文明，其核心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从历史到今天，资产阶级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是多方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