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直上重霄，遨游九天，在悠扬的《东方红》乐曲中，拉开了中华民族进入航天时代的序幕。
研制和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作出的伟大决策，是广大航天科技工作者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豪迈壮举。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对航天尖端技术的垄断，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坚强决
心和伟大力量，进一步奠定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在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和发射过程中形成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在现代化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力量源泉。
35年后的今天，重温当年那段历史，对于弘扬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对于推动当前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进行，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让我们重温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让我们再创中国航天新的辉煌。
总理为之倾注大量心血
讲述：纪东(时任周恩来总理秘书)
采写：中国航天报记者 冯春萍
为了这次发射，周恩来总理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刻，周总理都给研制人员以大力的支持与鼓励。仅仅是在卫星发射前，周总理就专门听取了卫星、火箭测试情况汇报。针对发现的问题，他要求参试人员谦虚谨慎，进一步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卫星、火箭转往发射阵地后，周总理又叮嘱在发射现场要一丝不苟地进行检查，一颗螺丝钉也不能放过。随后他又提出卫星发射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的全面要求。
卫星研制期间，正值“文革”动乱，一些重要的事情，要靠召开中央专委会来决定。而在召开专委会之前，周总理会广泛听取专题汇报。每次参加专题汇报的人员名单，都是周总理亲自审批的，每次有几十人，其中包括参与研制、生产、发射等各个环节的代表。周总理特别善于最大限度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还特别重视听取一线研制人员的意见，每次开会都专门邀请一些普通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参加，向他们询问卫星的生产及质量情况，比如电池板的材料、应答机的生产等，并了解得非常仔细。
召开专题汇报会时，一般都会安排吃一顿饭。只要知道有工人代表参加，周总理都会特意叮咛上一些好一点的菜。那时生活条件艰苦，周总理总是希望借这样的机会给来自基层的同志改善一下伙食。那时比较好的菜是“大烩菜”，里面有丸子、排骨、粉条、白菜等，算是很丰盛的了，主食就是米饭和一些小点心。吃饭的时候，周总理一边嘱咐工作人员照顾好一线来的同志，一边专门把钱学森、朱光亚、任新民等专家叫到身边，边吃边聊，兼谈生活与工作，很是随和与平易。
那年五一劳动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总理把他熟悉的发射卫星的功臣们一一向毛泽东主席做了介绍，并与欢庆节日的首都人民一起，兴致勃勃地聆听了卫星上传来的《东方红》乐曲……
在帅府看卫星划过夜空
讲述：周均伦(时任聂荣臻元帅秘书)
采写：中国航天报记者 冯春萍
1970年4月25日上午，聂荣臻元帅刚刚用过早餐，秘书周均伦就向他报告了一个特大喜讯：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啦，收音机里能听到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聂帅听后非常高兴，感慨地说了一句：“要不是现在形势的影响，卫星还可以放得早一点啊！”
作为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卓越领导者和奠基人，聂荣臻元帅从50年代起，就一直在组织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并多次亲临一线视察指导。
1965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与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吕强联名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研制卫星的建议。同时，国防部五院副院长钱学森也向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提出了将卫星及其运载火箭的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并及早开展研制工作的建议。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聂荣臻赞同这两个建议，做出了人造卫星“只要力量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的指示，并委托张爱萍同志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详细研究。
“文革”期间，聂帅受到冲击，他和老百姓一样，也是卫星发射成功的第二天才知道这个新闻。“文革”中的聂帅行动受到限制，不能随便见客，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聂帅仍然十分关注卫星的研制进展。由于患病，他曾委托秘书甘子玉、周均伦替他去五院了解研制中的卫星的情况，回来后详细地讲给他听。聂帅当年留学法国时，曾当过钳工，所以特别强调工艺的重要。他说：“没有好的工艺，什么也做不出来。卫星很复杂，是高度综合的技术，工艺一定不能放松啊。”
1970年4月25日晚8点，在幽静的帅府前院里，聂帅与家人、秘书一起，抬头仰望夜空，等待着卫星飞过北京上空的时刻。8点29分，“东方红一号”闪烁着明亮的光辉，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在家人和秘书的指点下，聂帅目睹了卫星划过天际的情景，老人欣慰地笑了。
中国第一星底色鲜亮依旧
讲述：涂元季(钱学森秘书)
采写：中国航天报记者 石磊
打开记忆的相册，35年前钱学森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往事仍历历在目。钱老的秘书涂元季手指着他写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一书，向我介绍了一件件真实的故事。
钱学森实际上是卫星、火箭和地面设备整个大总体的技术总指挥，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他总是冲在最前沿。有一次，一院为解决火箭滑行段喷管控制问题进行了半仿真试验，结果出现了箭体剧烈晃动的异常现象，设计人员有些不知所措。钱学森来到试验现场，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以他丰富的学识，他十分有把握地认定，火箭的滑行段已临失重状态，而地面的仿真试验并不代表空间运行的实际情况，因此，“晃动”不会影响飞行。钱学森一语定乾坤，使得火箭的研制节节提速。在卫星的研制中，针对许多技术人员都想利用这颗难得的卫星进行各种空间探测的要求，钱学森反复地做工作，指出要服从大局。他说，中国第一星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颗政治卫星，让全世界人民“看得见”和“听得到”，是这颗卫星的使命，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当卫星总体超重时，他果断地决定，凡是和广播《东方红》乐曲有矛盾的都要让路。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的第二天，钱学森在酒泉发射场庆功大会上讲了话，他赞颂了这一伟大的创举。随之，他实事求是地又说道，由于卫星发射时间的推迟，使日本赶在中国前面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发射卫星的国家。与日本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差距，就使中国屈居第五，自己作为领导，对此感到有些遗憾。
1970年五一劳动节的夜晚，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放卫星的功臣们，而此时的钱学森，悄悄地从前排退到了后排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毛主席回过头来想和他说话，却没有找到他。
35年过去了，中国第一星的底色还是那么鲜亮。因为，它是千千万万个像钱学森一样的科技工作者用赤诚的热血凝就的，它鲜亮永恒。
周总理祝卫星一路平安
讲述：任新民(长征一号火箭总负责人)
采写：中国航天报记者 刘思燕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之后，当年的五一劳动节，作为发射卫星的功臣，任新民和十几位航天人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任新民同志，请到前边来，不要老往后边躲，你的座位在我这边。”听到周恩来总理隔着人群招呼自己时，任新民的心情格外激动。随后，周总理又把任新民介绍给在座的西哈努克亲王，并说，这是“我们放卫星的人”，语气中透着自豪。其实，周总理和东方红一号卫星以及任新民的渊源远不止这些。
作为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指挥者之一，任新民当时的身份是航天五院第一分院副院长，同时兼任长征一号火箭一二级液体火箭总设计师。1970年4月24日晚上，当《东方红》的乐曲在太空中回响的时候，任新民想起了20天前，他和钱学森从即将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回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卫星发射进展情况，周总理听完后最后叮嘱他们道：“祝东方红一号卫星一路平安。”任新民仰望星空，心里默默地将这句话念叨了一遍又一遍。
不过，让任新民印象更加深刻的是，当他们向周总理说到火箭中发现了多余物时，本来还是语气平和的周总理，一下变得十分严肃。他用批评的口气告诫任新民等同志：“你们的产品是死的，可以搬来搬去，总可以搞干净，无非晚两天出厂。如果带着多余物上天，不可以原谅。”周总理的谆谆话语，让任新民陡然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但是随后，当他们回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周总理的两次询问卫星发射情况的电话，又让任新民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有了一副更有力的肩膀在与他共同承担。回想周总理对航天事业的关怀，任新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
航天精神铸造中国第一星
讲述：孙家栋(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技术负责人)
采写：中国航天报记者 杨建
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35周年前夕，记者采访了当年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技术负责人孙家栋。谈起“东方红一号”的研制过程，孙家栋说，是航天精神铸造了中国第一星。
孙家栋说，要研制卫星，队伍是基础。1967年，五院刚成立时，人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部分来自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另一部分来自中科院。前者参加过导弹研制，有系统工程经验，但缺乏卫星方面的理论基础；后者在卫星理论方面有一定基础，但缺乏工程研制经验。要将这样两支队伍尽快融合到一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聂荣臻元帅的关心下，航天人在队伍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卫星研制队伍很快建立起来并形成了战斗力，用短短3年的时间便把卫星送上了天。
在这么短的时间，做成这样一件大事，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航天精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孙家栋回忆说，当时，我们国家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仅以小小的电连接插头为例，当时国内能够制造有二十几个插针的合格插头的企业几乎没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不得不怀揣总理办公室的介绍信，通过当时上海市的主要负责人，找到上海无线电五厂的几位有经验的老师傅。经过反复探讨、试验，终于将这种卫星上用的插头造了出来。
为了将卫星尽快研制出来，无论是技术人员还是工人，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普通群众，都充分发扬了无私奉献的精神。529厂一位工人，在做卫星表面处理时怎么也处理不好。在得知另一个工厂掌握这种技术时，他连中午饭也没吃，就骑自行车跑去向人家请教，一直到晚上天黑，出来时才发现自行车丢了，原来是太着急忘了锁车。那时自行车可算是一个“大件”，比较贵重，但一连许多天，这件事他都没对人说起过。正是因为有了精神，才有了“东方红一号”的成功，也才有了今天中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
航天生涯中的里程碑
讲述：戚发轫(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负责人)
采写：中国航天报记者 杨振荣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对我国的航天事业、对我个人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当年担任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负责人的戚发轫如是说。
1970年的五一劳动节，戚发轫和试验队其他代表成员以及原国防科委领导一起应邀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节日晚会，并安排他们乘专机从发射基地回到北京。但是当时参加节日晚会要求的“穿最好的衣服”却让戚发轫犯了难，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并没有什么“好衣服”。好在当年的老五院是部队建制，在他所有的衣服里，找到的最好的衣服就是军装。节日晚会上，戚发轫穿着一身军装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晚会后，周恩来还特意留下来和代表团17名成员合影。周总理让戚发轫站在他身边，戚发轫却不敢站。因为当时参加合影的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和技术负责人，而戚发轫只有37岁，最终周总理和蔼可亲的态度打消了他的顾虑。
在戚发轫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还珍藏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的是一本薄薄的1970年版的旧书——《人造地球卫星》，定价0.20元。 这是远在哈尔滨的一名普通工人林卓送给这位卫星总师的珍贵礼物。翻开书的扉页，上面留着林卓写给戚发轫的话：“2002年8月3日偶然在哈尔滨南岗区动物园附近书摊见到，现把此书送给您。”
戚发轫告诉记者，这本书是卫星发射当年出的，印数并不多，收到这本书让戚发轫特别高兴。因为这本书他当年就看到过，但是没能保存一本，没想到在三十多年后，又有机会得到这样一本有纪念意义的书。戚发轫激动地说：“看到这本书我就想起了当年的一切。”
让戚发轫铭记35年的还有一件不为人知的小事，那就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第三级的技术负责人杨南生曾有的一个许诺，戚发轫幽默地说：“杨南生说发射成功后请我吃烤鸭，35年了，我也没有吃到！”
为卫星准备了很多“饭”
讲述：杨南生(长征一号火箭三级固体发动机负责人)
采写：中国航天报记者 刘思燕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时，担任发射卫星任务的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火箭三级固体发动机负责人的杨南生激动得热泪盈眶。
早在任上海机电设计院副院长时，杨南生和他的伙伴们在研制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的同时，就梦想造出中国自己的卫星，甚至连卫星草图都画好了。但是囿于当时的条件，造星还只能停留在梦想中。好在老天给了杨南生圆梦的机会，在指挥发射成功我国第一枚生物火箭T-7A后不久，杨南生就被任命为刚刚成立的我国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航天五院四分院负责技术的副院长。1964年8月，四分院的固体发动机被选为长征一号火箭的第三级。为此，该院成立了工程领导小组，杨南生被任命为组长。从1964年8月到1970年4月24日，经历了远非6年的自然光阴可以承载的众多磨难，杨南生终于近乎完美地圆了早年的造星梦。
当年，东方红一号卫星上没有入轨发动机，火箭第三级就当然地承担了入轨发动机的任务。在卫星发射之前，杨南生被要求将火箭第三级的数据报告给负责卫星发射的人员，用于计算卫星的轨道。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杨南生将比较保险的数据报了上去。计算结果表明，卫星将进入近圆形轨道。发射当天，火箭升空后，第三级固体发动机的最后一推，将卫星送入了一个较为椭圆的轨道。这是一个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结果。至今，杨南生还记得钱学森在现场送给他的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当发射队伍回到北京时，在欢迎的人群中，一直被杨南生尊称为先生的屠守锷诙谐地对他说道：你为卫星准备了很多的“饭“嘛。他说的当然就是卫星近圆形轨道变成了椭圆形轨道的事。言外之意，长征一号火箭三级推送卫星的推力可真不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