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市场经济-瑞典模式,其特点如下:(我赞同专家观点)
（一）独特的混合经济。社民党从功能社会主义的理论出发，注重对私人资本功能的限制和改造，而不是将其实行国有化，因此瑞典商业之85%，制造业之94%在社民党执政40多年后仍属私人所有。同时政府建立了庞大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机构，并通过公共部门对65%左右的国民收入总值进行社会再分配。这种生产领域内的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分配领域内的高度计划调节相结合，形成了瑞典模式的最大特点。
（二）高就业与高效益相结合。由于社民党在重视发展生产的同时，创造并坚定执行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使得瑞典成人就业率60年代即跃居西方国家首位，1982年又上升到81.2%，远远超过了OECD平均水平（69.3%），而其失业率长期保持在2%上下。但瑞典并没有因此而牺牲企业效益，而是利用税收、工资和劳动就业政策等积极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变革，从而使瑞典这个小国出现了十多家大型跨国公司，其中有六家之主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曾经长期占有较大份额。
（三）全面的社会保障。社民党把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中间站”，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将其推广到人生的全过程和全国人民。企业每年按法律为职工交纳社会保险费后即不必再为其生老病死操心。而职工无论干什么工作或居住在什么地方都可享受到大体相同的社会保障，因而对经济结构变革和社会变革持欢迎态度。
（四）社会差距较小。长期以来瑞典在个人所得税中实行超额累进制（最高时边际税率曾达85%），在收入政策上照顾低收入者，加上福利制度中一些扶贫措施，从而有效地抑制了社会两极分化。1977年瑞典全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和最低的10%的人的收入差距经税收和福利相平衡后由10比1降到大约4比1。这一政策使国民收入分配产生了有利于劳方的变化，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已由战后初期的1比1，上升为六十年代的2比1和七十年代的3比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比1。这种发展使财产占有的差距也在缩小。1930年至1970年间占家庭总数1%的最富有者的财产占家庭总财产的比例由47%降到23%。社会结构因此开始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枣核型演变。
表1： 以1920年价格计算，1920年、1945年和1970年瑞典年收入总额处于同一收入段上的民众占纳税人总数的比例[4](P85)
单位：克朗 1920年 1945年 1970年
1000－300064% 45% 16%
3000-6000 28.7%41.6% 25.4%
6000-10000 4.4% 9.2% 23.3%
10000-150001.4% 2.3% 24.7%
>15000 1.5% 1.8% 10.3%
（五）劳动人民组织程度高。由于劳动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瑞典总工会会员50多年来持续增长。约90%的蓝领工人（220万人）和80%（130万）的职员分别组织在统一的工会组织中，瑞典劳动人民因此成为发达国家中最有组织的一支队伍。社民党100万党员中75%是集体入党的工会会员。瑞典工人运动“这棵大树上的两个主干”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使得它们相互依存，共同团结职员中央组织（白领工会），与私人资本及其代表既斗争又妥协,推动了社会变迁大体上朝着有利于劳动人民方向发展。
社民党长期执政并坚持进行社会变革的结果使瑞典在西方国家中成为社会差距最小、社会再分配程度最高，而工资和奖金收益之类的市场收入占职工可支配收入比例最低的国家。社会主义因素较多是瑞典模式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表2：西方九国民众实际收入差距(基尔系数)、社会再分配程度和职工来自市场的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5](P138)
基尼系数 再度分配 市场效益
澳大利亚 0.286 32.7% 83%
加拿大 0.290 24.7% 80%
荷兰 0.266 43.2% 52%
挪威 0.231 37.5% 66%
英国 0.263 32.8% 71%
瑞典 0.194 52.8% 49%
瑞士 0.319 16.1% 73%
德国 0.251 37.8% 51%
美国 0.312 29.6% 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