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的产生有着明显的规律。作为意识形态的谣言在历史上的出现往往也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一般说来，战争产生谣言，暴政产生谣言。反过来亦如是，谣言引发战争，谣言引发暴政。中国历史上谣言大盛的几个时期就集中在这些方面。
诺鲍伊尔说：
“谣言是一个专横的创作者兼社会诠释者，没名没姓，而且戴着面具。只有极端的怀疑态度才能抵挡它的窃窃私语。”
战争一来，谣言漫天。
历次起义，都以谣言作先锋。耳熟能详者莫过于秦末那句“大楚兴，陈胜王”了。其实秦末的谣言远不止此这些。
秦始皇时期是中国历史谣言大盛的较早时期。《搜神记》载长水县童谣：
“城门有血，城当陷没为湖。”
《异苑》载：
“秦始皇，何僵梁，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唾吾浆。飧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
两汉之交同样是这样一个谣言大盛的时期。东汉刘秀为做皇帝，也让儿童唱：
“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无独有偶，唐武则天时期因“牝鸡司晨”故也造就了谣言大盛。唐代中书令裴炎要造武则天的反，让京城小儿传唱：
“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
元末朱元璋要做皇帝，童谣唱：
“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所以说“谣言是骚乱的近亲”一点不为过。
正如谣言与战争是近亲一样，谣言与政治也是姐妹。
谣言堪称检验社会治乱的唯一标准。因此，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都成为谣言大盛的时期。特别是1900年的谣言种类与数量之多，史有明书。那些五花八门的谣言，也反映出中国百姓的想象力之丰富，以至于世界各地的许多报刊上出现了诸如《北京的洋人尽遭屠戮》《大屠杀已得到证实》之类的消息。谣言引发骚乱与恐慌，连美英等国的最高层也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和悲观”之中。这“忧虑和悲观”最后导致了历史上那场著名的战争。
统治者也深知“谣言是国家权力的敌人，秩序的对头”。历代统治者都把谣言斥为“妖言惑众”而努力想扑灭它。扑灭的结果要么引来一场战争，要么引来一场暴力。
为了改写历史，后世便有了一种新型谣言诞生，这便是后人对几十、几百年前的历史上的人、事进行造谣和传谣。大家最熟悉的一个例子便是秦始皇的出身问题。《史记·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嬴政与吕不韦
说秦始皇是吕不韦所生，史公言之凿凿，而且直书嬴政为吕政，《史记》中多处明指暗指。史公何以确知？据后世学者考证，这当为汉人不满秦始皇暴政而造的谣言，旨在从根本上否定秦始皇的合法性。这等后人造前人的谣，后世并非罕见。
始皇帝创天下一统之最，灭东方六国，焚书坑儒，在他统治时期，暴政不得人心。秦法：
“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
“不可以妄言，妄言者无类。”
如此严酷的禁谣令，却偏偏造就了谣言大盛。
就连有名的“孟姜女哭长城”这样一个流传千古的民间传说，在始皇帝时未始不是一个谣言，或者说当世根本无此事，是后世造的谣。一个弱女子哭倒长城，可以有多种解释，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一个谣言。这是谣言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地经后人加工传播，成为民间故事经典，进一步发生传播的偏向的一个明证。
项羽火烧阿旁宫可能是个“冤案”
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现经一些学者考证都可能是后世的谣言，如长平之战秦国坑赵国四十万士卒等，以致牵连到造反英雄项羽，明明阿房宫还没有建起来，谣言硬说是他火烧了阿房宫，影响几千年，谣言真正可谓是个不死的女神。这都是秦自商君、韩非以来用政治秩序来消解文化秩序种下的果子。
自古以来，统治者深恐谣言之蛊惑人心，因此谣言都被当作一种乡野恶俗，必去之而后快。
汉立以后，先是奉行黄老之学，力主清静无为，少扰民；后“独尊儒术”，继往思来，“日夜怵惕，修身正行”（《汉书·淮南厉王传》）。天子修身，吏为循吏，以教化代刑杀，故谤谣较少，相反，“三七末世，鸡不鸣，犬不吠，宫中荆棘乱相系”（《拾遗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鸤枭哺所生（《后汉书·循吏列传》）”这等赞谣倒不少见。
然自王莽创新前后，情况就大不一样。在汉元帝时，家族势力剧增，酷吏增加，豪强兼并，外戚专横，刘氏衰弱。一方面，“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前汉纪》卷八），经济危机一触即发；另一方面，“天下散乱，兵革并兴”，大姓举兵，社会政治危机四伏。这给谣言盛行培育了土壤，随着王莽得势，各种谣传的符命大兴。
平帝元始五年冬驾崩，就有白石上刻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汉书·王莽传》）符命就是一种谣言的载体，假托天意。王莽有了符命，却故意下禁符令，目的就是“为了垄断自我神话的制造，他要将天机隐匿起来，不令他人窃用。在汉兵逼近的生命最后关头，王莽尚怀抱其符命不弃”（于迎春《秦汉士史》），说穿了，就是为了防止别人学样。
王莽篡汉，谣言“功不可没”
地皇四年，王莽大赦天下时说：“故汉氏舂陵侯群子刘伯升，与其族人婚姻党与，妄流言惑众，悖畔天命。”除刘伯升外，当时起义的士族大姓达四五十家，更多的是举宗从军，遍及东南西北中各个地区。战争给谣言滋生带来了广阔的空间。《后汉书·刘玄传》：“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东观汉记》：“更始在长安自恣，三辅苦之，又所署官爵皆群小，里闾语曰：使儿居市决，作者不能得，佣之市空返。问何故，曰：今日骑都尉往会日也……由是四方不复信向京师。”
最后，还有一个深层的文化动因，导致西汉末年至东汉初，谣言出现新的形式。这就是所谓“谶纬之学”。“谶”是预言，神降预言；“纬”与“经”相对，是解释经典的书。其源出于汉人推崇的阴阳之学，所谓“天人感应”。谶纬讲究符命兆应，故有“图”有“书”，其名目皆系时人伪造，神秘晦涩，充满术数类话语，以激发人们参解天机隐秘的好奇心。王莽为登天子宝位，大规模地命人炮制图谶和符命，利用这种新型谣言大造舆论。
什么“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都是不折不扣的谣言。在反王过程中逐渐取胜的光武帝刘秀也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酷爱图谶符命，并懂得利用百姓对图谶符命的深信不疑，制造谶谣扬布天下，宣扬自己是真命天子，以致他的部下为迎合其心理，竟敢私自增损图书：“君无口，为汉辅。”（《后汉书·儒林列传》）一时间“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后汉书·张衡传》），以致重谶不重经，影响至于东汉。
武则天时期、明末清初、清末民初，还有抗战时期……几乎构成中国一部特殊的历史，展卷读来，更有趣味，限于篇幅，不得不另外行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