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论，和谐的社会自然是一个稳定的、有秩序的社会。社会的稳定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在社会变迁的意义上，中国的发展，首先是通过引入市场机制，造成原来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失调以后，经过逐步的调整，从而达到新的协调，实现发展的突破与超越。所谓中国的道路与经验，也都是在试图归纳与说明，中国如何在保持社会相对稳定的过程中实现发展的突破与超越。一个充满冲突的社会，只能会导致动乱与停滞，而不可能造成和谐与发展。
那么，在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哪些因素会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稳定呢？
大量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当一个社会的不平等、不公平和不公正超过大众所能承受限度的时候，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个社会的稳定。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不可能有绝对的平等、公平和公正。没有差异，就不可能有发展；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不可能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政府是否有可能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在不平等造成贫富差祥运距过大的时候，努力缩小贫富的差距；当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导致利益分配机制严重失衡的时候，努力调整它的利益分配政策。
从理论上说，一个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并不会直接影响这个社会的稳定的，只有在以下三种条件逐步递进并不断强化的情裤喊况下，才有可能导致一个社会的不稳定。这三个条件简单地说就是：1.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地位的不一致性和不满意度变得愈来愈高；2.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发生动摇和混乱；3.政府不作为。具体地说，不平等和不公正首先造成的一个最明显的社会后果是利益分配不当、激励机制扭曲和贫富差距过大。先富起来的群体以及一些腐败分子的炫耀性消费的示范效应，人们在经济制度中行为的激励结构扭曲以及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行为规范与取向混乱，使人们的羡慕与妒忌、攀比与模仿、失落与愤怒等各种情绪交织在了一起。如果再加上媒体不适当的炒作与推动，就会使得其他社会群体心理上的那种相对剥夺感与地位的不一致性，在相互比较的过程中变得愈来愈强烈，由此引发的不满意度就会变得愈来愈高。如果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政府的政策没有做适当的调整，在结构上没有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那么，人们就会对一个社会的诸如像共同富裕、社会主义道路等这样的基本价值观念发生怀疑和动摇，对我们的政府以及政府的行为愈来愈不信任。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偶然的事件都可能必然会引起社会大规模的动荡和全面的不稳定，人们的愤怒与不满就可能会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发泄出来。
如果我们断定，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是造成一个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具体地分析，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策略来实现社会的相对平等、公平与公正，达到社会的稳定，从而在前提上保证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
从政府行为的角度，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和充分的注意。一个是如何引导和处理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利益实现，这实际上是实现社会稳定的一个根本问题。
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是一个失调与协调不断互动的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矛盾和冲突不断出现，并不断地得以解决。发展与改革就是不断地根据需要调整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不同群体的利益在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有增有减总是很难避免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用一种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方式让人们把他们的利益诉求表达出来，反映上去，以使我们的政府能够对这种诉求做出合理的解释和反应。特别是对诸如征地、拆迁、移民、环谨纯梁保这样关乎百姓生活的大事，更要耐心地听取他们的利益诉求，认真地分析和对待他们的要求，以理服人，以理待人。事实上，人们通过沟通都是能够互相理解的。但是反过来，如果不是这样做，人们的利益诉求无法表达，渠道也不畅通，那么，积怨甚多，在将来的某一个时点上，任何一个偶然的事件都可能触发人们蓄积的不满，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会以难以控制的极端方式突然爆发。
利益综合与利益实现主要牵涉到各种政策与制度的安排。比如从分配的角度看，如何在初次分配中坚持以效率为主，在二次分配中倡导以公平为主，在三次分配中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性，是我们政府行为中需要充分注意的问题。分配处理好了，不同群体的利益综合与实现就会有一个各方面都比较满意的结果。即便是在分配政策与制度安排上有一些失误，只要利益表达的机制健全，渠道畅通，那么这种失误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纠正，挽回不必要的损失和影响，从而从整体上保证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如何充分运用现有的制度资源，促进我们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这种现有的制度资源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支部建在连上”是我们一种特有的制度文化，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通过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国，为坚持我们党的领导，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制度创新和变迁的过程中，发挥党员的作用，发挥基层党组织这种宝贵的制度资源的作用，就会大大地降低改革引发社会危机与动荡的风险，大大地减少制度创新与变迁的社会成本，有助于缓解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
第二，工会、共青团和妇联这样的群众组织，按照“支部建在连上”的方式，直接深入到了中国社会基层组织的方方面面。如何发挥这些组织的作用，使他们真正成为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表达的制度化载体，从而在社会变迁的意义上实现制度创新，这对于正确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人总是要有信仰的，当人们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能够相信一种新的制度结构更合理和更公正的时候，当人们能够逐渐地相信这种新的制度结构可以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更多的利益和好处的时候，或者说，当人们把这种规范和信仰最终当作了一种习惯并逐步渗透到自己的行为方式的时候，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努力地为之奋斗，这样所激发的热情和带来的效益都会是巨大的。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同时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生产力，一种能够激励人们创造、降低制度创新成本的生产力。从另外一个角度，新的制度通过意识形态的过程使其得到合法化，而意识形态则通过制度而转变为一种特定组织中结构的一部分。制度规范行为在一定的程度上是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来实现的，人们也是在意识形态宣传的帮助下实现对新的制度安排的内化与社会化。意识形态不仅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以及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成为了变迁过程中保持稳定与和谐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总之，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只要我们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做好这个课题，实现我们变迁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