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歌剧院建筑设计者为：丹麦建筑师约恩·乌松
故事背景：
悉尼歌剧院的故事，开始于一个叫尤金·古森斯（Eugene Goossens）的著名音乐家，他是悉尼音乐学院的院长。建造一个能够表演大型戏剧作品的剧院，以取代当时规模太小的悉尼市政厅的梦想最早始于1940年，但是当时澳大利亚的母亲国大英帝国正在饱受着战火的洗礼，这一梦想一直等到二战胜利机会才终于到来。
尤金·古森斯（Eugene Goossens）院长坚持不懈地游说政府的努力在1954年取得了成功，新南威尔士州总理约瑟夫·卡希尔（Joseph Cahill）支持了这一提案，而且建议不仅建造交响音乐厅，还要增加专门用于表演歌剧剧院。尽管卡希尔曾想将其建得离位于CBD西北方的温耶德火车站（Wynyard railway station, Sydney）更近一点，但古森斯却坚持将歌剧院建在便利朗角（Bennelong Point）上，也许艺术家更注重这魅力无比的海湾，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乐章，事实也这样证明了艺术家的直觉，今天的悉尼歌剧院若没有海面上的倒影，那么他的设计带给人们的美感将大打折扣了。
卡希尔设立奖金5000大元，于1955年9月13日向全世界发起了歌剧院的设计竞赛。并给于参赛作品这样的规定：建筑必须拥有一个能容下3000人的大厅和一个能容下1200人的小厅，两个厅都有不同的用途，包括歌剧、交响乐、合唱音乐会、芭蕾舞演出、大规模的会议、讲座和其他演讲。不但如此，卡希尔还邀请了四位著名的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成员包括：英厄姆·阿什沃思（Ingham Ashworth）、科布登·帕克斯（Cobden Parkes）、莱斯利·马丁爵士（Leslie Martin）和埃罗·沙里宁（EeroSaarinen）。
故事的主人公约翰·乌特松（Juon Utzon）在一年以后才姗姗出场，这位37岁名不见经传的，甚至是半路出家的丹麦家居设计师约翰·乌特松（Juon Utzon），在和家人旅行途中偶然看到了澳洲政府向海外征集悉尼歌剧院设计方案的广告。他对远在天边的悉尼城根本一无所知，但是他从小生活在海滨渔村的生活经历，和与两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姑娘对悉尼的描述中获取灵感，与其说是完成了一个建筑的设计方案，倒不如说是随手画了几张潦草的速写。甚至当他寄出自己的设计方案时，他都没有料到，又一个“安徒生式的童话”将要在南半球上演。
约翰·乌特松（Juon Utzon）的草图与来自32个国家的另外232件参赛作品一起构成了评审委员会的繁重作业，那些出自正规建筑设计公司的方案制作得相当精致和完整，于是于情于理这个丹麦小子的涂鸦被第一个扔进了垃圾筒，无人问津。
就在故事本该向着正常方向发展的时候，出妖讹子了，故事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又一次姗姗来迟了，他就是评审委员会里的最后一个评委芬兰籍美国人——著名的建筑师埃罗·沙里宁（EeroSaarinen，1910-1961），当他加入到评审工作之后不仅不对迟到数日感到抱歉，还要坚持重新开始工作，把之前评委们已经一致否定的作品全部拿出来再一遍。这一折腾不要紧，这位不靠普的大师一眼就相中了约翰·乌特松（Juon Utzon）潦草的图画。看到这个方案后他欣喜若狂，并力排众议，不遗余力地在评委间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游说工作，最终确立了其优胜地位。
1957年1月29日，悉尼N·S·W艺术馆大厅里记者云集，评委会庄严宣布：约翰·乌特松的方案击败所有232个竞争对手，获得第一名。设计方案一经公布，人们都为其独具匠心的构思和超俗脱群的设计而赞叹不已，据后来事态的发展看，大多数人也就是个随声附和。
歌剧院原址上的麦格理堡垒电车厂，于1958年开始被拆除，歌剧院建造的前期准备工作也于1959年3月份开始了。这个工程计划共有三个阶段：阶段一（1959年–1963年）建造建筑的基础矮墙；阶段二（1963年–1967年）建造外部的“壳”结构；阶段三（1967年–1973年）内部的设计和装潢。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跟设计者联系要图纸吧，所有的人都不曾料到大麻烦才刚刚开始。当中标6个月后乌特松本人才知道自己的作品获选:“图纸？什么图纸？我还没有图纸？”——澳大利亚人基本疯了。
乌特松赶紧托人去找丹麦著名结构工程师艾拉普（Ove Arup），拜托这位货真价实的建筑大师帮助他实现这个设计，并开始在丹麦所制作悉尼歌剧院的木制模型，这个模型和后来的最终建筑造型有不小的差别，当时它采用的是更为奔放的抛物线屋顶设计，但关键在于木头模型好做，巨大的水泥真家伙建造难度实在是太大了，设计在后来的建造过程中被反复修改。
第一个大麻烦是乌特松拒绝了多支柱承重顶板和轻钢结构的建议，而坚持使用水泥浇筑的工艺，结构设计就此停滞，甚至结构工程师艾拉普（Ove Arup）决定不接这玩命的活了。此时乌特松的才华又一次得到展现，当他一筹莫展地坐在厨房里看着妻子切橘子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弯曲的橘子皮一个一个都站在案板上。他抱着橘子皮跑到艾拉普（Ove Arup）面前兴奋不已，所有的结构工程师顿开茅塞，此后水泥预制件开始在建筑业兴起。1958年3月，乌松和艾拉普（Ove Arup）第二次次拜访了悉尼的时候，他们联合发表了名为红皮书的悉尼歌剧院初步设计方案。
高兴了没几天第二个大麻烦接踵而来，既然是构建预制建筑，那么各构件的标准化精度就是一个难以攻克的问题，要知道当时的计算机还没在建筑领域广泛使用，尤其是建筑如此巨大的球形屋顶，多次拼合，机构工程师无法准确计算出每一块屋顶的弧度与分割，这样就不能天衣无缝地组合在一起。从1957年到1963年，在最后找到一个经济上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之前，设计队伍反复尝试了12种不同的建造“壳”的方法（包括抛物线结构，圆形肋骨和椭圆体）。后来团队中的某个人建议将所有球形房顶，在同一个巨大的同心圆上切割出来。该办法可以使用一个共同的模具浇注出不同长度的圆拱，然后将若干有着相似长度的圆拱段放在一起形成一个球形的剖面。究竟谁是这个解决办法的发明者至今都是争论的话题。
深化设计后的歌剧院变成了一个暖壶，内外被分成了壶胆和壶罩的关系，这是建筑史上思想的一次突破，从此有一种建筑它的立面和内部空间可以毫无关系了，所谓表现主义建筑就在这个蛋壳下诞生了。
当然制作这个“壳”是要付出代价的，悉尼歌剧院的“壳”由著名的建筑商Hornibrook Group Pty Ltd负责建造，Hornibrook在工厂中制成了2400件预制肋骨和4000件屋顶面板，加快了工程的进度。这个解决办法的成就在于利用预制混凝土构建从而避免了建造昂贵的模具（他同样允许让屋顶面板在地上就大片的预先建造组合好，而不是在高处一个一个的拼接上）。Ove Arup和合作方的工地工程师惊讶于这些“壳”在完工前使用了创新的调节型弯曲钢铁桁构梁来支撑不同的屋顶。
第三个大麻烦几乎使工程被搁置了，悉尼歌剧院的屋顶是由2194块每块重15.3吨的弯曲形混凝土预制件，怎样的力学结构才能让这些水泥砣安全地架在上面，这是所有结构工程师不曾遇到的挑战，大家都没了信心，这是掉脑袋的活呀。主意还是来自门外汉，乌特松看见孩子玩的提线木偶，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是一滩烂泥，把线体起来就精神抖擞了。最后工程师们用钢缆把所有的预制构建拉紧拼成的一体，屋顶的重力被每一个角度的部件分散了，这是建筑业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第四个大麻烦几乎是无法逾越的，也是工程师们永远解决不了的，那就是预算不准确带来的巨额超支。这个建筑本来的预算是700万元，但最终的造价高达1亿2千万元以上，为此州政府几乎一度破产，歌剧院成为全体澳大利亚人的一块心病。为了筹措建造悉尼歌剧院的资金，卡希尔开始发行悉尼歌剧院的彩票。渐渐地设计师乌特松成了悉尼的千古罪人，所有人都开始诅咒这个半路出家的二把刀。他与州政府的关系也慢慢开始恶化，最终双方选择决裂，1966年乌特松辞职而去，并且发下誓言从此在不登上澳大利亚的国土。
我们的总设计师甩手走人后，原设计师团队中的澳大利亚设计师们肩负起了歌剧院继续修建工作，爱国主义和责任心支持者这些人在痛苦中挣扎，麻烦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但是解决麻烦的创意又一个一个诞生了，工程时干时停。整个州政府算是被绑架了，总不能扔个烂尾楼在悉尼市最美丽的港湾上吧？继任的设计师们总体上坚持了乌特松的设计理念，只有在最后的装修阶段，选择了更为粗狂的风格，看上去像是一个大毛坯房，而不是乌特松这位瑞典家居设计师脑海里原本想像的奢华浪漫，一方面是因为七十年代的时候水泥建筑非常流行，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很大的原意就是建造悉尼大剧院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都是缺钱的状态。
除了建筑结构部分的精彩，这部建筑作品还在有着建筑业内另外的成就，首先是屋顶的瓷砖，在建筑的设计初期，很多人就提出了该建筑清洗方面的质疑，乌特松开始设想一种不用清洗的方式解决它，一家丹麦的瓷砖公司为此投入了研究。最后悉尼歌剧院的屋顶覆盖着105万块白色或奶油色的瓷砖，瓷砖是亚光与抛光的相间排列，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瓷砖经过了特殊处理，因此不怕海风的侵袭，也不需要清洗。对于一个1958年的建筑来说，另外一点，整个悉尼歌剧院采用的是集成式设计体系，所有的地板都是水泥预制件，用四条螺丝固定在地面上，随时可以拆卸掉起，这为维修地面下面的管线提供了最好的解决方案，这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也是第一次有人尝试的建筑方法。还有一点更加令人惊叹，这个剧院没有空调系统，它的恒温系统来自周围的海水。一系列工程学、材料学、建筑学、设计学上面的突出表现，让悉尼歌剧院成为了人类建筑史上的璀璨明珠。
经过了千辛万苦的努力与坚持，悉尼歌剧院最后在公元1973年10月20日正式开幕。开幕式邀请了英国女王亲临现场。悉尼歌剧院在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的亲自主持下，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随后，澳大利亚指挥家唐斯挥棒首演了普罗科菲耶夫的《战争与和平》。但是政府却对设计师乌特松的名字只字未提，更没有邀请这个家伙参加典礼。乌特松也遵守着自己的诺言，之后从未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从某一个角度上说，他从未亲眼见过自己的这个作品倒映在海面的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