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籍制
唐朝为民间私营手工业者建立有专门的户籍，称为“匠籍”,每三年编造一次，对各地手工业者建立起详备的档案资料。同时不准工商业者改行，子弟要世袭匠籍，实行严格的人身控制和管理。
团头火长制
对民间手工业者又按地区划分，实行准军事编制和管理，凡工匠，以州县为团，五人为火，五火置长一人，团设有团头一人。政府征发和役使手工业者，则直接下贴（通知）给团头。团头则要率领团内工匠准时服役，不得有误。若有延误，法律上有着明确的治罪条例。被征发服役的手工业者，要服每年二十日（若属闰月之年，则为二十二日）的正役和正役之外的其他加役。正役为无偿劳动，加役给予一定报酬，但所得报酬太低，对民间工商业发展不利。
市籍制
对在各级市场内陈列店肆固定经营的工商业者，建立有专门的“市籍”。市籍详细登录入籍工商业者的所有财产，作为征收户税（一种资产税）的依据。
供进簿制
将某些地方的部分丝织巧匠确定为专司织造、专司进贡的专门户，并登入于供进簿，建立有专门户籍，进行特别控制。
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是唐朝前期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当时的土地制度——均田制配套实行。
地税制和户税制
唐前期，与租庸调并行的还有两种税收：地税和户税。除贫穷的下下户外，工商业户都要交纳地税。户税制工商业户也以资产多寡被区分为上下九等，按等交税。
两税制
对行商交纳两税的特别规定，两税制下，工商业户也有交纳两税的义务。
商税制
商税主要包括商品交易税和商品通过税等。安史之乱前，商税税种很少，税率很低，不是重要的国家税收，民间工商业者负担不重。安史之乱爆发后，王朝财政极为紧张，开始大规模征收商税，工商业者的负担比以前有了大幅增加。
商品生产的官样制
唐王朝规定，各类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要符合“官样”，即官府制定的商品质量标准和规格标准。严禁不符合官样标准的行滥、短狭商品入世交易。商品质量规格的官样制，有其合理性，也有其限制性。
商品销售的入市交易制
民间工商业生产的商品或者商人贩运来的商品，必须在官市中进行交易才算合法，并要遵守若干市场管理制度。
商品流通的公验、过所制度
唐王朝规定，商人从事商品运输行走各地，必须持有公验或过所。公验或过所，由商人向有关政府部门申请，经细致审查后批给。在运输商品途径政府设立的各类关卡时，商人要出示公验或过所并接受检查。公验、过所制度是对商品流通领域进行管理的制度，虽有合理性，但是申请困难、批给谨慎、检查严格，相当程度上增加了商品流通的难度。
具体管理上的行会制度
唐朝已经产生工商业行会组织，但行会的行头由政府指定，对政府负责。行会和行头也很少有自主权，甚至不能规定本行商品的质量和规格。
民族贸易制度
对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的民族贸易，唐王朝制定有严格的政策和制度。官方互市和朝贡贸易由王朝政府一手操控，有关管理十分严格。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民间贸易，必须在由政府设定的互市场所或指定的特殊区域内，而且必须在政府“互官司”或有关官吏的具体管理下进行，不许私自进行交易，不许破坏边境秩序和边境安全，必须遵守各种规定和制度，如只能使用帛练、蕃彩进行交易，不许大规模进行粮食交易，不许金、银、铜、铁、钱、武器等“禁物”流入周边民族地区等。
海外贸易制度
国家间的朝贡贸易同样由王朝政府一手操办。以广州为中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之地的市舶贸易也处在政府的严格管理之下，并实行政府优先购买政策。大致在唐玄宗以前，政府购买由岭南节度使负责，完成后才允许民间贸易。玄宗即位后，设置“市舶使”一职，由市舶使与岭南节度使共同掌理市舶贸易，负责政府优先采购、征收关税以及禁绝珍异等，并一直持续到晚唐时期。唐王朝政府对海外贸易的严格管理，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海外贸易的正常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