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是因为家底的原因，过去几十余年，中国的经济社会有很大改善，但同时又产生出许多问题。譬如有同样才能的人，但因出身不同却境遇各异；再如，同为中国人，由于资质不同和所在地区自然禀赋不同，生活现状会相去甚远。差别待遇在城乡之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甚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更加明显。更遑论市场机制和法律体系不健全，干部贪污腐败，致使财富向极少数人手中积聚；广大群众无论如何努力，日子却总是苦哈哈；弱势群体的生活处境则更惨。
即便如此，将来改革若触碰收入分配，肯定也有人出来反对：凭什么呀？这里问的是价值观。
西方人推崇效用论或功利主义，他们认为货品会产生感官刺激和满足即效用，满足程度大小可以进行比较，不同群体不同时间所面临的机会都可供选择转换；通过建立合适的法律体系和社会机构，一国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有效分配，从而使个人和社会的总效用或满足感都达到最大化。
缺乏理性或礼义的感官刺激是享乐主义，为历来正直的中国文化人所不齿。中国文化道法自然。道即规律，在事物中的显现便是理。讲道理就是按规律办事。由此人们悟出：（一）公平生物是和谐的前提。自然界刮风下雨，始生万物，从来不薄此厚彼，而是称物平施惠及万方；（二）自然之功用使各得其所。万物得其性而生，各正性命而终；（三）反本趋中是本质。自然界阴阳消息，终而复始，高者抑之，下者举之，使其终保持均衡；（四）万事万物相互依存。儒家更将上述自然的四德升华为人道的仁义礼智。
国外价值观在中国水土不服，不易被普通大众接受，可借鉴不可照搬。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是指导中国实践的不二选择。对改革它的指导意义如下：
第一，要幸福就按市场规律办事。市场法则就是自然之道的经济之理。它大公无私，惠而不费，引导高价格追逐高质量，好机会追求高才干，生产要素流向高效率；它的另一面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充分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惹人高兴。相反，如果政府与规律争职，凡事都研究决定，只会越管越乱。好政策经过饮食男女之手，都会掺入人的情欲，从而使决策偏离公平；缺乏道德和理性者更会贪赃枉法，孽生腐败。用市场法则代替人治是挖掘腐败的根基。反之反腐败就像割韭菜，割一茬又长出一茬。
第二，通过国家财政和富人回馈，使收入向弱势群体和资源贫乏地区倾斜，缩小贫富差距。市场法则虽公平但不完美，其结果是形成一个只有才俊才受宠爱的无情社会。仁者爱人，趋中返本是自然规律。因此，国家要扶持弱势群体，支持禀赋贫乏地区的发展；富人回馈社会，不是恩赐，也没人乞怜，而是美德和与生俱来的责任；一毛不拔不犯法，但缺德可恶。此外，中国不能搞西方那样的福利社会，而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救急、救灾和保障失去劳动能力者的生活上，加大对医疗保险，初、中级基础教育和技工教育的投资；其目的是要拆除由于个人资质、地区禀赋和出身差异等不平等因素对人生的不利影响。使有能力者有平等起点，无能力者能在仁爱下存活，人有情则天灾不灾。
第三，开展德育，提倡互利互惠和分享。若把穷人富人比作房子，富人是屋顶，穷人是墙壁和柱子；富人不关心穷人，墙壁和柱子会坍塌；相反，如果穷人仇富，屋顶会因失修而不能遮风挡雨。同在屋檐下，相互一体，为富者要仁，平常人要义，既然不能割裂，就要共同承担，分享和奉献，任何给出的利、惠和恶最终都会转回来。
第四，中产阶级可为不可造。国外有中产阶级，国内有人要制定政策来拷贝。在国外中产阶级就是一群终日挣命的劳动者。中国若盲目提高其收入只会削弱企业竞争力，引起资本外逃，过早出现产业空洞。中产阶级是共和国的骏马，他们要的是一条没有阻碍的大道。自然界能给万物一个好的生长环境，政府亦应完善市场机制，建立公平正义的法律环境和社会机构，给他们创造一片适合发展的天地，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奋斗，达到什么程度就过什么样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