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期的空前繁荣之后，伊朗经济在1975年盛极而衰。由于世界石油需求萎缩，油价骤降，政府财政从上一年的盈余20亿美元一变为73亿美元的赤字。大手大脚已成习惯的伊朗当局被迫实行紧缩政策，两年内将开支削减了190亿美元，超高速的经济增长戛然而止。
伴随着经济的下行，长期被炫目的经济增长数据掩盖的问题浮出了水面。面对商业衰退和国家过多地管制市场，商人们怨声载道。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农业生产也出现了巨大损失，这与“白色革命”的初衷截然相反。十年前，伊朗还能够向外国出口谷物、稻米和食糖，而1970年代中期以后，每年却需要进口小麦250万吨，大米30万吨，肉羊250万头。相当于每个伊朗人一年中有一个月的口粮依赖外国供应。
城市的局面同样糟糕。几百万收入低微的伊朗人在超过20%的通货膨胀中挣扎。除了少数企业里的技工，绝大多数工人收入微薄：四口之家平均日收入55-204里亚尔，而一公斤米和肉分别卖到90里亚尔和220-250里亚尔，一间房租金每日100里亚尔，众多工人只好全家住贫民窟。贫富差距大至骇人的地步：在德黑兰的大资本家一天进账5万美元，从来不必在乎周末是到欧洲还是北美购物；与此同时，小农每年只能赚到150-200美元。
对国王鼓吹的“伟大文明”的高期望值和令人沮丧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伊朗民众普遍感到不满。在伊朗这样一个既没有工人运动传统，也没有民主选举历史的伊斯兰国家，人们很自然地转向宗教寻求慰藉，因为“现代化和那种被大肆吹嘘的社会发展并不能带来心灵上的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