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年)二月，杨坚代周称帝，改国号隋，建元开皇，都城长安，史称隋文帝。隋文帝上台后，非常重视人才选拔，他深知九品中正制度的弊病，于是开始对人才选拔制度进行改革。开皇三年(583年)，他正式下诏，停止那些“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的各州郡中正评举人才 的权力，改令诸州每岁贡士三人。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又诏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②”，把选拔人才的权力，下放到了高级官僚阶层，但由于这项制度缺乏对这些高级官僚的监督和制约，难免出现一些循枉私情的情况，操作起来问题颇多，因此不得不再次进行改革。此后，隋文帝去世，其子炀帝杨广继位。炀帝大业三年(607)四月，诏文武有事者名，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可略、膂力骁壮十科举人。大业五年(609)，下诏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③”
此时的这几次科举，虽然只是朝廷偶尔为之，但却为后来的科举制度定了名。据唐人杜佑《通典》十四卷载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这才是科举制度真正的雏形。当时的明经、进士两科考试的内容主要是策问。策问即出一些有关时事政务、经义等方面问题，由士子做答，这时候的科举的考试内容还比较少，朝廷也只是意在选拔一些能够及时为朝廷出力的优秀人才，因此科举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还不够大。
由于隋炀帝杨广的统治极其残暴，隋朝在只历经了两朝37年之后，便被蜂拥的起义浪潮所推翻。李唐王朝经过南征北讨之后，建立起来。唐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吸收中小地主阶层中的知识人才，曾经一度沿用隋朝科举制度：“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两科”。又“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至五年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进士三十人。”由此可知，唐高祖武德四年决定恢复隋朝设置的明经、秀才、进士等科，并于武德五年即正式开科取士。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渊次子李世民发动兵变，杀其兄、弟建成、元吉，挟持李渊，迫其立已为太子，史称“玄武门之变”。不久，李渊宣布退位，李世民登基，史称唐太宗。唐太宗励精图志，不断对唐朝的各项政策、制度进行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制度也逐渐成熟完善起来。_^\t~
(一)参加科举者的主要来源
由于唐代以来官学、私学教育的不断昌盛，培养了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才。例如贞观以后，仅国学生就有8000余人④。国学生是参加科举的重要力量，因为他们在各级官学学习，考试合格后被送至尚书省参加科举，因此被称为“生徒”；自学成才继而向地方政府投牒自举，经考试合格后同地方贡品一起被送入京参加科举者，谓之“乡贡”。唐朝对“乡贡”报考者的要求也不甚严格，除作* 犯科者不得 参加外，只要求商人或工人不得参加，应该说是比较开明的⑤ “生徒、乡贡”这二种人是科举的主要来源。
(二)科举的主要科目及内容
唐代的科举分常举、制举两种。所谓常举是指每年分科举行的科举；制举是指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科举。由于常举和制举选拔人才的目的不同，因此在考试内容、考生来源、考试方法上有很大区别，而常举以其长期性、固定性的优点成为了科举中最重要的部分。本文在这里讨论的仅是最重要的常举。常举的主要科目是：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
秀才一科要求对有关国家的大政方略问题，作策论五篇。旨在选拔一些具有宏观全局意识的高级人才，因此对考生要求非常高，如果被推荐而来而未能得，所荐州长官甚至还要受处分，以至于后来参加考试人数非常少，唐高宗时曾被停止过，此后也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明字科旨在选拔对书法、文字有专长的人才；明法科旨在选拔熟悉法律的司法人才；明算旨在选拔精通算术的数学人才，以上科举多被世人所不屑，因此不被人所重视。
一史为选拔精通《史记》、《汉书》、《后汉书》其中之一的人才；三史则是选拔精通《史记》、《汉书》、《后汉书》三部著作的全面人才；开元礼是对玄宗开元二十年修成并颁行《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的内容进行考试；道举主要考《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典籍；童子举的考试内容是要求十岁以下儿童熟习一部经书和《孝经》、《论语》。以上几种由于不常举行，因此，在科举中的地位也不重要。
因而，明经、进士两科成为了科举中最重要的两科。 在隋时，此两科的主要内容是试策，唐初不断变化增加。太宗贞观八年(634)，进士科加试读史书一部；高宗调露二年(680)，进士科加试贴经，永隆二年(681)明经加试贴经，进士加试杂文。玄宗天宝(742-756)年间规定：明经先试贴经，次试经义，最后试策；进士先试贴经，次试诗赋，最后试策。至此明经、进士两科开始有所侧重，明经重“贴经墨义”，进士重诗赋。
明经中所谓的“贴经”意思是指将一句经书的两端掩上，中间留一行，又将此行中的三个字用纸糊上，让考生填写， 叫做贴经，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填空。“墨义”是考经文及注疏，初为口试，后因容易被人作弊，改为笔试，故名墨义。这种方法比较机械，考官出题时经常会找一些生僻的句子，而考生也发现了考官出题的这一规律，因此也就把心思放在如何押题上，反而对经书中的本义根本不加重视和了解。
试策即考官出一道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问题要考生做答，颇似如今的论述题，这是考试的最关键部分，一些优秀的考生能够脱颖而出，就在此处。
进士科中除试策非常重要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诗赋。唐高宗永隆二年开始，要求考生当场作杂文两篇，主要指箴、铭论、表等实用文体，后逐渐改为专考诗赋。
有唐一代，诗风大盛，各种达官贵人、骚人墨客皆以能诗为荣，因此能否在科考中赋得好诗，对自己的科举成绩影响也非常大。由于有一些考生已经颇有诗名，因此在参加考试之前，往往把自己的作品向一些名流投递，以期望能够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忙，谓之“投卷”。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渐江考生朱庆余的那一首《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闻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那位张籍张大人得到此诗，甚为高兴，也酬诗一首，做答，“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抵万金!”朱庆余因此诗而得中进士。当然，想朱庆余这样的幸运儿还是少的，这种类似走后门的投卷，使得一些权贵势力经常干涉科举，让一些并非有真才实学的人能够得中，而一些才华出众的考生却要名落孙山。大诗人杜牧去参加进士科考，虽然献上了自己的名作《阿房宫赋》而被考官大加赞赏，并且也有其它人推荐，但因为前几名已经事先被安排好了，杜牧不得不屈居第五。
(三)明经 、进士两科的考取与登科
由于明经注重的是死记硬背，考取的内容相对容易一些，而进士科最关键的是则是难度较大的诗赋，因而，进士科往往显得比明经含金量高得多。“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之一二”，⑥ 由于进士得中者非常少，每次最多三十来人，因此进士科显得更加重要，也非常难考，能考取进士者一般都是有真才实学的才子，许多人穷其一生精力，也不能得中。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大诗人白居易27岁得中进士，做诗云：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像他不到而立之年就得中进士的实在是少之又少。
考生在参加了吏部(后为礼部)主持的考试后，基本上就算是高中了，只是在武则天掌权的开载初元年(689)二月，曾经“策问贡人于洛城殿上，数日方了”。⑦又曾命令把在吏部复试者的名字糊掉而进行暗考，这两种方式在唐代虽未形成制度，但还是开了宋代以后“殿试”、“糊名”的先河。
此时已经放榜，得中的考生们从此便扬名天下， 有许多的宴请、活动要参加，如：闻喜宴、曲江宴、月灯阁打球宴、雁塔题名等等，这是新得中的仕子们与达官贵人们互相结交，加深关系，为其后的仕途提供方便，构建自己的关系网的重要活动。
当然，得中进士也不意味着士子们就马上成为了“公家人”，还要经过还要经过吏部的“选试”，合格的才授予官职，“选试”又称为“释褐试”，意即通过选试合格的人，可脱去粗布衣而换上官服，离开平民队伍而进入官吏行列。此时，由礼部将及第者的材料移交吏部，再由其进行选试，谓之“关试，因关试时间一般在春天，故又称“春关”。“关试”考试的内容为：“身、言、书、判”，具体就是考察考生的体貌、言辞、楷书、批审公文四项内容。四项皆合 格，可以授予 官职，谓之“注官”，然后把全体考试合格者集中起来，当众点名授职，谓之“唱官”。通过了“关试”的考生一般所授官职在八、九品之间，职位都不太高。如果有的考生在“选试”、“关试”时没有被通过或没有参加“关试”，那么他还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就是请权贵为之推荐，推荐任某官职，二是到地方藩镇去做一段时间的幕僚，再争取被举荐。第二种现象在晚唐藩镇割据时，比较普遍。
三、隋唐科举制度成熟与发展的意义
据说贞观年间，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们从端门列队而出时，非常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在他看来，科举制度是使天下英才为其效力的手段而已。而实际上，科举制度在隋唐时期的逐渐成熟，不但影响了中国历代的政治进程，而且还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文化心态及性格特征。
(一)科举制度是产生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
科举制度实行一千多年以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许多对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都出自参加科考的仕人行列，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等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于社会上层并由此获得了作出其贡献的基础。如唐时的陆贽、裴度、刘宴、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等等，他们都是进士出身。做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代表的知识分子，孕育他们的土壤就是科举制度，他们的精神面貌、精神状态都是由科学制度塑造出来的。
(二)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得中的仕子而言，得中后自然是有“颜如玉”，有“黄金屋”，许多读书人苦读一生，都是为了科举及第后的富贵荣华，他们从幼年起就在考试的绞肉机中挣扎消磨。参加科举得中后的仕子们，成为统治阶层中的官僚，成为统治皇权的附庸，成为统治的工具。既然有得中后的喜悦，当然也就有落地的痛楚。百分之八九十的淘汰率，使得多数人都不能够踏上仕途，获得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许多人就如《儒林外史》中的老童生周进一般，都老还是个秀才，把自己一辈子都奉献给“八股文”，奉献给科举。应当说，科举制度的存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产生了重要影响，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威武不屈、曲学阿世、清正廉明、贪污受贿等等截然不同的品质，都能从科举制度中探寻到根源。
(三)科举制度中的落后成份，对中国后世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_
随着封建制度的不断没落，使得在它羽翼庇护下的科举制度的消极因素也不断表露出来。宋代只是对隋唐时期形成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局部的改进，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三级考试”的科举制度范式；元代科举制度因为统治阶层的原因实质上有所衰败；到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开始渐渐僵化，八股文使得许多读书都埋头钻研其中，根本不知天下大事、国计民生，从而使科举制度下产生的官僚的水平大大折扣。科举制度成为了禁锢知识分子思想，摧残人才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