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以经济发展为首位的国家几乎是覆盖了这个蓝色星球的情况下，接受经济全球化并去伪存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由的之路。
世界经济在二战后的高新科技推动下，通过全球性的跨国直接投资和世界性金融市场的作用，不断实现一体化，这一过程被称为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世界经济在生产、金融乃至知识等深层次经济结构上的不断一体化，因此，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一体化的世界经济行为对国际政治体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同时，后者又反过来对前者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全球的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都深受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而同样显示出一体化的倾向。具体而言，经济全球化就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跨越了政治上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的边界，超越了自资本来到世间后所形成的民族国家政治体制的控制，从而使世界市场不断地在深层次上整合，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一体化市场。在不断整合的世界市场中，全球的产品、服务和资本不仅通过国际贸易、更重要的是通过国际投资和国际化生产高速度大容量地跨国界流动，各种资源的利用和配置也因此而大大地越出民族国家的疆界。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过程，它是一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巨大的历史潮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经济全球化借助世界市场的力量在全球性生产结构和世界金融市场的不断扩展中日益增大，以致极大地降低了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经营使得建立有效的贸易壁垒成为过去式，而新的技术和新的金融手段使各国政府难以控制金融的跨国流通。于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之下，经济资源不再被限于国界之内流动，而是冲破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世界经济因此得以以空前的速度发展，因为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给整个世界带来更多的资金、更低的成本、更先进的技术和更广阔的市场。正因为如此，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加速发展的机遇。但是，经济全球化在给各国带来空前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世界市场的力量日益强大，而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则往往力不从心，由此，世界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对介入世界经济的国家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底子薄，国家的经济调控能力本来就弱于发达国家，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每当世界市场失灵，受其负面影响最重的无疑是参与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家，19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就是最好的例证。
其次，经济全球化使世界性的贫富差距拉大。由于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场革命，而是世界经济在国际经济秩序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的某种新发展，因此，由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造成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以及发展的不平衡和机会的不均等等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继续存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有所加强。由于经济全球化通过对世界市场的深层次整合而加强了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因此，全球性的贫富差距，发展不平衡和机会的不均不仅主要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利，而且对发达国家也会造成负面影响，以至最终会影响全球的发展进程。
第三，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而现有的国际政治体系却依然是分裂的民族国家体系，国家依然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国际体系在总体上仍是无序的，因此，全球性问题往往因得不到权威性的全球性机构的处理而恶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毒品问题，以及难民问题都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单个的民族国家实际上很难独自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然而，迄今为止，建立超越国家，面向世界市场经济机制的全球性权威政治机构依然只是某种理想境界，世界政治体系从本质上而言仍然是分裂而无序的体系，由此，问题的全球化而解决问题的机制依然分裂化对人类构成巨大的挑战。
面临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客观现实，我们应该作何反应和选择呢？躲避肯定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客观历史潮流。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已成不可逆转之势。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世界市场的日益整合，使世界经济从更深的层次上相互联结，而科学技术和世界市场的发展又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完全超乎于个人乃至国家控制的。经济全球化存在客观的基本动力，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市场经济体制已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并且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各国经济接轨的可行性大大提高。二、信息科技日新月异，网际网络如雨后春笋，加速了经济信息在全球的传递，缩短了经济活动所需的时间，却扩大了其空间。三、发达国家的国内资本市场已呈现超饱和状态，而其本国的跨国公司又不断膨胀，所以不断向全球寻找新市场，全球化就成为它们的主要出路。
由此可见，面对作为世界经济发展客观过程的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有意识地去避免这一过程绝对不可能。实际上，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不应该是要不要介入经济全球化，而应该是如何介入经济全球化。这也就是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实际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方法和手段去抓住经济全球化所给予的机遇，迎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必须注意到，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所面临的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也要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更为严峻。
首先，在不断介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受世界市场不确定和不稳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大。这一是因为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会随着融入世界市场程度的加深而日益困难，而由于中国的经济总量要远远超过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一旦世界市场失灵，中国所可能受到的影响必然要更大。二是因为中国目前并不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地位。虽然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已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对世界经济运行的影响力却仍然不足。中国至今没有能够参与对世界经济运作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七国中的加拿大；尽管目前低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经济总产值为4500亿美元的俄罗斯却能参与其中。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既有分量又影响力不足的实际地位决定了世界经济在全球化过程所发生的震荡会更严重地影响中国。三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虽然从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就开始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且最终已经确定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是，应当承认我们的市场化程度迄今依然不高，尤其是与世界市场的接轨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由于中国介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恰与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同步，因此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乃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等对我们的挑战就更大，因为自身机制的不完善会极大地影响处理这一系列全球性问题。
其次，但并不是次要的严峻挑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以及发展的不平衡和机会的不均等等都有可能拉大和加强，而且具有因赶不上经济全球化不断变化的节奏而被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边缘的可能。由于在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中国并不处于有利的地位，加之中国是在改革的同时实施开放的，也就是中国是在建立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因此，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往往会导致国内机制变革的某种停顿。然而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形势是，任何国家，尤其是处于世界体系边缘和半边缘地区的国家，只有不停顿地不断地适应千变万化的世界市场，才有可能抓住机遇，跟上潮流。否则中心和边缘、半边缘的差距只会拉得更大。
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跨国公司通常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设置工厂，组织社会化大生产和进行全球化的经营和管理的。跨国公司的这种以全世界为“工厂”，以各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车间”的经营行为需要各接受直接投资的国家通过不断改善本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相配合的。对那些市场经济机制比较完备的国家而言，适应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经营行为并不难，这也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重点依然在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区。然而，对市场机制不完备，或正在不断完备自身市场机制的国家而言，对跨国公司的适应性就比较差，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发生动荡的时候就更不易于适应，有时甚至会走向极端，即停止对自身内在经济机制实行调整，拒绝走经济国际化的道路，乃至最终彻底排斥跨国公司的投资。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不断地失去经济全球化所给予的机遇，以至被完全甩出世界经济的主流。实际上目前一些处于世界体系边缘中的国家已经几乎完全被逐出国际经济循环圈而成为赤贫国家。就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程度而言，我们似乎不太可能陷入如此可怕的境地，但是，这样的威胁并非完全不存在。
显然，解决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洞察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认清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中国国情，把握轻重缓急的不同节奏，处理好改革、开放、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坦率地说，这是十分艰巨的使命，既要有深远的战略思考，又要有高超的操作艺术；既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也需要坚强奋发的全民族的凝聚力。
一是要把中国经济发展融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20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互为促进的。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待开发市场的对外开放，正改变着国际资本和商品的流向，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潜力。经济全球化则为中国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批准设立的外资企业已近50多万家，实际利用外资3200多亿美元，外国资本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中国经济加入世界市场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市场的资源配置和竞争机制，正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已经确定为21世纪中国发展的基本战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20个年头。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雏形已基本显现，长期困扰我们的物资短缺已基本消失。片面追求产量扩张的增长受到抑制。银行与企业之间正在形成以效益为基础的商业关系。投资主体正在从政府转向多元化的资产市场。同时，由于改革的纵深推进，各种福利保障转向社会化。市场机制已在商品和劳务交易、资源配置等经济领域起着广泛的调节作用。
二是做好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经济转型。当前我们面临着两个重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现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经济结构由粗放式经营转变为集约式经营。与这两个转变相一致，我们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从未遇见过的问题。其中包括：对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改组，并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并使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改造和重建金融体制并发展资本市场；扩充和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并开拓人力资本；加强民主与法制，抵制社会的腐败现象等等。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显示出了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姿态。但关键要积极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挑战。要加快推进与加入世贸组织相关的法律体系建设，这是更好地适应世贸组织规则的需要，更好地保护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经济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必须抓紧做好清理、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工作，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加快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要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政府行为，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审慎做好对服务业等重要敏感领域的开放和监管，建立产业安全保障体系，合理保护国内市场和产业。要努力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由于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时间比较短，所以，从总体上看，我们的企业与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相比还有不小差距，我们的商品和服务与国际上同类品牌相比还缺乏竞争力。我们只能在竞争中学会竞争，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从根本上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要积极推进科技创新，提高商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精心打造优秀品牌，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
三是加大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笔者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是重要推动手段。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属于各国在WTO承诺的基础上进一步互相开放，是最惠国待遇的一种例外。因为区域成员之间互相给予的优惠高于其他域外成员，这就给域内成员之间带来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两大效应，大大促进了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上述特点，使得过往以地缘因素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区划进一步转化为具有强大的对外张力和一定程度排斥力的世界经济板块结构。被称为世界经济三大板块的北美、西欧和东亚三个地区中，西欧地区早已成立了欧洲联盟，北美地区也建立了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内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并正在努力扩大到南美，建立整个美洲自由贸易区。只有东亚地区至今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制度化安排的经济组织。东亚地区经贸合作制度安排上的滞后，与区域内经济贸易互相依存度较高的现状呈现出巨大的反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亚洲各国，尤其是中日两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这个领域的合作。
当然，国体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一大支点。
近年来，长三角的超速崛起，和同时暴漏出来的问题，也提醒了人们，经济全球化，并不像读起来的那么好听。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劲的地区之一，目前被列入“长三角”都市圈的共有16座城市，包括上海，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浙江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和台州。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的这16座城市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1％，人口占全国的5．8％，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8．7％，贡献了全国财政收入的22％和全国出口总额的28．4％。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发展速度上，长三角区域已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典范，被认为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长三角无疑为全国经济社会最为发达的地区，不但人均GDP全国第一，而且开放度、创新能力也是名列前茅，表明这一区域经济实力强劲，基础扎实，发展潜力雄厚
但是，其中中型城市资源短时间被大量利用，也造成了一些隐患，追求产值也带来了错误的政策模式。兴建高楼大厦、机场、高速公路和发电站就是经济增长的观点对中国微观竞争力的危害非常大。在中国，这种观点导致了大规模的强迫征地、功能仍完善的房屋遭拆毁和耕地的减少。这些做法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毁灭性的，自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之后一直脆弱的财产安全感进一步丧失。这种破坏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尤其严重。我自己进行的研究显示，上世纪80年代时，中国部分最贫困地区的乡镇企业迅猛发展，但到了90年代，融资变得越来越困难，根据中国教育学家的研究，农村的基础教育也受到了冲击。以常州为例，改革开放初期，该城依靠外资迅速发展，与苏州无锡共得个苏锡常的美名，由于大量的土地等资源被征用，使得其长期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以至其为保住经济强市之称，无视国家法规，更无视已经极度匮乏的资源，弄出个全国闻名的 铁本 事件。
如果我们以这一战略视角来审视我国目前正在展开的区域经济协作和都市圈建设状况，那么我们的有些做法和认识是有缺陷的，是比较短视的，缺乏一种战略性的考虑和长远发展思路。特别是对推进各区域经济协作联动具有重要作用的核心城市来说，提高这方面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一些区域的中心城市目前的状况似乎都在考虑如何在自身狭窄的范围内建设全面的产业体系。但是，区域经济协作不是一种简单的地方经济的叠加凑合，不是地方经济总量的加总。这种认识和做法有害于区域范围的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和整合，有害于产业分工协作深化，更无法创造出区域明显的产业优势和突出区域的经济功能。这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对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竞争力提高是不利的。并且从长远的角度看，对中心城市的加快发展同样是有害的。在一个恶性竞争、各自为战的区域内，所谓的区域中心城市是缺乏基础的，站不住的。区域协作的低水平将无法烘托中心城市的高度。
区域经济协作的导向是为国民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和加快发展服务的。区域经济协作首先应形成更为有效的区域性产业结构。即在区域范围内资源要素整合的基础上建设一个较以前更合理的一、二、三产业结构和体系，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对外辐射拓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基础；在此前提下，进一步突出区域范围内资源要素及产业的组合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区域经济的产业优势、功能优势和竞争优势，在国民经济中寻找自己区域的正确定位，为国民经济结构优化贡献区域的力量，为区域对特定的资源要素和产业的集聚和辐射创造更为有利的状况；第三，区域经济通过协作联动及整体优势的进一步营造和发挥，并通过对全球资源要素及产业的集聚和辐射，从而使得这一优势体现在全球性的市场竞争中。
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政策开放，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东亚金融危机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政企需要分开，产权应当透明，政府的作用是纠正市场失灵，维护公正，间接调控，而不能包办代替。1998年以来，中国的政策事实上始终遵循了这个原则，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仅是帮助启动经济，而不是代替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力度，政府机构的改革为政企分开创造了条件，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正稳步进行．清理整顿金融机构，关闭了一些有问题的机构，党政军机关与所办的企业脱钩，加强法制建设，培育基层民主有长足的进步等。这些都为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条件，也使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了信心。展望未来，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的改革开放战略将得到坚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方向不会改变。一方面，开放国内市场还大有潜力，中国的庞大市场对国际投资的吸引力始终存在。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地区间的经济技术转移与开发将为国际产业转移提供巨大的空间。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竞争的局面正在出现，中国政府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和机制已经展现，抵御各种风险的物质技术基础初步奠定，它构成了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根据世界市场的不断变化而保持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不仅是规避风险的重要途径，而且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运作是以价值规律为决定性因素的，因此获取利润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任何企业的不二法门。为了资本利润的最大化，为了在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公司企业不论大小往往都以眼前利益为重而不重视全球的长远利益，其中特别是不重视全球长远的环境和生态问题。由于不论世界市场如何在深度和广度上整合都不可能自动地节制企业追逐利润的行为而使之注意保护环境和生态，因此，市场机制本身不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和生态平衡遭破坏的问题。更有甚者，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加剧了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对全球环境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为了利润的最大化，跨国公司常常将在发达国家中受限制的污染企业原封不动地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持续性遭到严重的影响，同时全球的环境和生态则继续整体性地恶化。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运用市场之外的政治力量来调控企业的行为，通过行政手段来保护环境和生态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在融入世界市场中所必须十分注意的。
作为新兴市场的一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因此，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正在上升，经济全球化少了中国的参与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反之作为新兴市场中的大国，中国也必然要参与经济全球化。然而，由于中国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因此迄今并不处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的核心，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自然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实力尚未达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的程度。客观的现实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实际上处在“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甚至“不若则能避之”的地位。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一面是利，一面是弊；一面有机遇，一面有风险。利要兴，机遇要抓住；弊要除，风险要化解。中国古代诗人屈原有句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艰巨的。经济全球化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道路更需要时间。人类不会畏惧路途遥远而止步，更不会因为道路曲折而茫然。让我们细心大胆的走向经济全球化，共创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