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如此强悍的“执法”队伍是什么来历？他们执的都是什么法
其实， 所谓“城管”这个直到每个县城都有的“执法机构”，没有任何一部国家的法律法规给过它哪怕一纸明确的“准生证” ，它不具备任何一部法律的执法主体资格；与此同时，它拥有“执法”权力的事项却多达300项以上。
它只是各地自行设置的一个机构，第一家发源在哪里已不可考，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陆续出现。实际上，直到最近它也没有一个正式的统一名称，据说在各地有城市管理执法局、市容管理局等五六种不同名称。 除了统称“城管”之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包括北京在内，全国没有一个地方的“城管”机构是在编的行政、执法机关 。它们要么是事业编制，要么是某个单位的内设部门，要么“什么都不是”——在你想因为它的“执法”跟它打官司时，它就忽然“什么都不是”了。它不会当被告，因为它不具备主体资格，一般从属于政府的市政管理委员会（有的地方从属建委或别的什么机关），而这些委员会又是政府的组成机关，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你要告“城管”的话，法律上的被告这时就只能是“政府”，“城管”反而与事无关。
它的组成人员除了从上级派来的极少负责人外，几乎无人具有公务员身份，更多的人甚至事业编制也不是、工人编制也不是。什么也不是的就命名叫“协管员”，从社会招聘，来源五花八门，有的原本就是“狠角色”，现在则更威风。他们不具有任何国家公职人员的正式权力，除了因为帮着干活儿而有一些报酬之外，其身份大约基本等同于“志愿者”。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他们不但穿着尽显权力的制服，居然往往也有国家行政执法人员才能有的<<执法证>>
那么“城管”执的哪些法呢？——“集中和相对集中行使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城市绿化、市政管理、环境保护、工商行政、公安交通、城区河道及内陆渔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或部分行政处罚权”。这是若干城市对“城管”之“执法范围”的表述，果然是“‘城管’管的就是城市”的堂皇气派，你还能够找出不在这个框框内的城市生活范畴的东西吗？一般人恐怕不能.
“城管”的“执法”所涉及的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了每部法的执法主体，一直以来如此，现在仍旧如此。那么，“城管”“执法”的依据何在？它们的依据在于，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地方法规的形式把这些权力赋予它们。但这样的方式，在法理上并不通畅，在国家法律法规已经明确了执法主体的情况下，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冲突是个常识，这样的地方法规其合法性是值得质疑的。于是，我们看到，“城管”往往还要与这些涉及的地方执法机关签一个“委托执法”的协议，但是，这样就合乎法律了吗？没有一部法律明确过它授予权力的执法主体可以将这个权力“协议转让”他人，何况是一个在很多地方连事业单位法人资格都没有的“执法机构”。
就是这么一个“执法机构”，就是这么一群来历五花八门、素质参差不齐的“执法者”，秉持着“软”到卫生、“硬”到公安的往往300项以上的庞杂执法职能，管理着我们的城市。而这些年城市政府对城市化、城市环境管理的不够人性化的追求，也促使“城管”的“执法”当中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状况更为明显。
“城管”之“执法”的合法性不明确，那么，合理性有没有呢？据说是有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了提高行政执法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变“大盖帽满天飞”状况，行政执法改革是很热的话题，“城管”这个机构的出现就与此相关。但是，事实证明，想靠单一的机构，承担如此众多执法机构的职能，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的安排起不到设置的初衷，反而成为了改革的“大跃进”。一方面，庞大的权力带来了“滥法”的空间，执法领域如此繁复，执法人员必然芜杂，我们上面提到的野蛮暴力执法、扫荡式执法与这有着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原有的执法机构不可能退出执法领域——这既是法律法规的要求，是职司所在，又是毋庸讳言的部门利益使然，不谈钱，但起码有一个“有为才有位”的问题；再者，“城管”一家也根本没有能力统一行使这些行政执法职能，除去一些涉及专业技术比如环保鉴定等等，其对合法性没有底气的现实也使他们拆广告牌得叫上规划局，查黑车得叫上交通局，取缔烤羊肉串的也得叫上卫生、工商，而且得有公安保驾。
于是，除了把“ 八个大盖帽追一个破草帽 ”变成了“九个大盖帽追一个破草帽”，其他一切照旧。而这样的状况，恰恰是我们中国历来的通病。
通病者，往往因循，往往犹疑，成为痼疾，成为沉疴。“城管”甫一创制，就因合法性依据和执法手段受到学界和舆论质疑，但这些年来从没见在这两点上有任何变化，至今兀自岿然不动。这类通病赖以生存的土壤之坚实，于此可以想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