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朝后期的国防
1644年，清军大举入关，问鼎中原，最终建立大清王朝。从顺治开始，经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五代，先后177年是清朝的兴盛时期。但是经过“康乾盛世”之后，政治日趋腐败，国防日益疲弱。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殖民主义者大举入侵，从此清王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有国无防，内乱丛生，外患不息，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清朝的武备
清朝的武备包括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和兵役制度等方面。
在军事领导体制方面，1840年以前，大清王朝先后设立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兵部和军机处，作为高层军事决策和领率机构。鸦片战争后，开始实施“洋务新政”，成立了总理衙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清朝统治者深感军备落后，企图通过改革军制来强军安国，遂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撤消原有的兵部，成立陆军部。
在武装力量体制方面，清军入关之前，军队是八旗兵；入关后为弥补兵力的不足，将投降的明军和新招募的汉人单独编组，成立了绿营；1851年以后，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号召各地乡绅编练乡勇，湘军和淮军逐渐成为清军的主力；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开始编练新军。
在兵役制度方面，八旗兵实行的是兵民合一的民军制。清朝规定：所有十六岁以上的满族男子都是兵丁，不满十六岁的则编为养育兵，作为后备兵源。绿营兵虽是招募而来，但入伍后即编入兵籍，其家属随营居住，实际上是绿营兵是职业兵，直到年满五十岁才解除兵籍。湘军和淮军是由地方乡勇逐渐发展起来的部队。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湘、淮军取代八旗兵和绿营兵，成为清军的主力。甲午战争中，湘、淮军大部分溃散，清朝开始“仿用西法，编练新兵”。新军采用招募制，在入伍的年龄、体格及识字程度方面均有比较严格的要求。
（2）清朝的疆域和边海防建设
清朝初期重视边海防建设。在同国内割据势力的斗争中，制止了分裂，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与外部侵略势力的斗争中，捍卫了国家的领土主权。这一时期疆域西到今巴尔喀什湖，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帕米尔高原；北到戈尔诺阿尔泰、萨彦岭；东北到外兴安岭、鄂霍茨克海；东面到海，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南海诸岛；西南到广西、云南、西藏，包括拉达克，建立了一个空前统一、疆域辽阔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国家。从道光年间开始，政治日益腐败，边海防逐渐废驰。清军的精华北洋水师“日久玩生，弁兵于操驾事宜全不练习，遇敌之时雇佣舵工，名为舟师，不谙水务”。（《清史稿》）边防废驰，海防要塞火炮年久失修，技术性能落后，炮弹威力很小，而且射程相当近。西方殖民主义者乘虚而入，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19世纪中叶以后，香港、澳门、台湾、澎湖被英、葡、日占领，东北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及西北今国界以外的广大地域被沙俄侵占，帕米尔地区被俄、英瓜分，拉达克则被英国属克什米尔所吞并。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军事自强，其实质是军事变革。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军事自强以“练兵”和“制器”为中心展开。所谓“制器”，就是外购和自制新式船炮，改进中国军队装备，实现“船坚炮利”；所谓“练兵”，一是按勇营制度改造绿营，建立“练军”。将裁留的湘淮军改为“防军”，按西法进行操练；二是创建新式海军；三是创建新式海陆军学堂，培养军事人才。其中，又以创建新式海军为军事自强的最重要内容。北洋海军的成军集中体现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成果。
第一，北洋海军成军和北洋海防建设成就，是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在实现“船坚炮利”方面取得的最重要成果。
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的主要举措和目的是师夷长技，实现船坚炮利。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状况有了明显改观。陆军中冷兵器已基本被淘汰，后装线膛枪炮取代了前装滑膛枪炮，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更新；海军新式舰船日渐增多，南洋海军和福建海军初具规模。而北洋海军成军更显示了中国军队在实现“船坚炮利”方面取得的成果。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时，有“定远”、“镇远”2艘铁甲舰，“济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超勇”、“扬威”7艘巡洋舰，6艘“镇”字号炮舰，6艘鱼雷艇，3艘练习舰，1艘运输舰，数量、性能均居中国其它几支水师之冠，其实力在远东各国海军中亦首屈一指。北洋海军的旅顺、威海军港堪称远东一流。旅顺、大连、威海、刘公岛、山海关、大沽口等地的海防炮台火炮数量之多、建筑和装备近代化程度之高，是中国其它沿海口岸无法比拟的。此外，将铁路、电报用之于海防，也以北洋为最早最有成效。可以说，北洋海军的成军和北洋海防建设成就，代表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在武器装备方面取得的最高成就。
第二，北洋海军集中展示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在教育训练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
创办新式军事学堂培养人才，改革军队的训练内容和方法，是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教育训练的变革虽然在陆海军中都或先或后、或多或少地展开，但从成效来说，北洋海军最为集中和突出。
福建船政学堂是清政府创办的第一所新式海军学堂，它为中国各支海军输送了一批新式管驾人才，其中的佼佼者大多集中于北洋海军，如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叶祖珪、邓世昌、邱宝仁、林颖启、萨镇冰、李和等，都曾任北洋海军主要舰船的管带，还有许多人担任北洋海军舰船的大副、二副、管轮。严复最初是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后来任总办。他们的军事才能是在北洋海军期间展现出来的。他们对北洋海军的建设和作战作出了贡献，鲜明地体现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教育变革的成果。
从北洋海军自身来说，其军事教育变革的力度和取得的成效，也是显著的。北洋1881年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虽晚于福建船政学堂10余年，但其办学质量却很快超过了福建船政，而且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为尔后其它一些水师学堂效仿。除天津水师学堂外，北洋又陆续创办了威海水师学堂、旅顺口鱼雷学堂、天津海军西医学堂，培养各类海军人才。可以说，通过创办海军学堂培养人才，变革旧的军官培养选拔制度，北洋海军在当时中国各支海陆军部队中是做得最好的，成效也最突出。
北洋海军训练的内容和方法，同旧式水师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它参照英国海军部编的《水师操练》进行单舰训练；参照英国海军的《轮船布阵》、《舰阵图说》进行阵法训练。不仅操演枪炮，更训练阵法，在众多的阵法中，以鱼贯阵和燕行阵为最基本。北洋海军每日有小操，每月一大操，两个月一会操，还建立了检阅制度，每年一会哨由北洋大臣检阅，每三年由清政府大臣会同北洋大臣检阅一次。
北洋海军还聘请了一批洋员为各学堂、鱼雷营、机器局和舰船的教习，聘请外国教习，本身就是一种革新。这批教习对北洋海军的教育训练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任北洋海军总教习多年的琅威理为例，他不仅“教演水师尤为出力”[17]，而且“具备各种海军作业的经验，是为任何级别的军官所绝对不及的”[18]，无论是指导作业还是指挥训练，琅威理都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而且十分注重纪律，“一时军容极为整肃”[19]。尽管1890年琅威理去职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开始松懈，滋长了注重形式、忽视实战训练等倾向，但是，北洋海军的训练内容、方法和成效，仍然是当时中国各支海军中最好的。这是甲午战争前中国海军教育训练变革成果的突出体现。
第三，北洋海军首开清末军制变革的先河，其制定的章程是甲午战争前中国军制变革的初步成果。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军事变革，主要是革新武器装备和教育训练方式，军事制度变革基本未实行。革新军制的思想只在少数人中萌生，北洋大臣李鸿章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说：“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驱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成法。”[20]主张对中国军队体制“量加变通”[21]尽管李鸿章只是主张对中国旧兵制适当进行一些变通性改革，而不是从根本上变革中国旧军制，其革新军制的思想和举措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但他对北洋海军在制度上实行的某些变革，却代表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兵制革新最早的成果。
1888年颁行的《北洋海军章程》是近代中国军制革新的重要尝试。这部章程是参照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海军的规章制度制定的，是北洋海军师夷长技的产物。在它以前，虽然也有过湘军兵制对绿营兵制的变易，但湘军兵制仍然是从中国传统兵制中找出路，从根本上说未摆脱中国旧兵制的束缚，没有本质的突破。
《北洋海军章程》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革新。章程共有船制、官制、升擢、事故、考校、俸饷、恤偿、工需杂费、仪制、钤制、军规、简阅、武备、水师后路各局等14项内容，在船制方面，对北洋海军各类战船编制体制作了较明确细致的规定，是中国海军按照舰船性能进行编组的开端；在官制方面，不仅设立了较明确的等级制度，而且对军官的选拔、晋升、服役年限等作了较明确的规定。军官应受过专业训练，从海军学堂毕业生中选拔；军官的服役有一定的时间和年龄限制；军官的晋升要考核业绩，依次序进行；对海军学生的选拔考试方法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北洋海军官兵的选拔召募，打破了绿营因袭了几百年的世兵制，是制度上的革新。章程还参照英国海军制度，对北洋海军的俸饷制度作出了明确细致的规定，使北洋海军的俸饷比绿营，比“练军”和“防军”都有明显的提高。《北洋海军章程》对海军的后勤保障在制度上作了较多的革新，规定建立海军天津支应局、天津军械局、天津官电局、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旅顺船械局、旅顺军械局、旅顺船坞、旅顺水师煤栈、旅顺水师鱼雷营鱼雷厂、旅顺水师养病院、威海行营机器厂、威海水师煤栈、威海水师养病院等后勤保障机构，并委以专人负责。这是甲午战争前中国最早建立的具有近代涵义的后勤保障机构和后勤体制。此外，章程对训练、军纪、赏罚、抚恤等也作了较明细的规定。尽管《北洋海军章程》中还保留着许多新旧杂陈的内容，许多新规定还显得比较粗浅，而且在实践中也未得到很好的贯彻，但这部章程的制定，是甲午战争前中国在革新军制方面的一次重要尝试，它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军制革新的初步成果，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军制全面变革的先声。
第四，北洋海军甲午战争中的作战是清末中国军队作战方式革新的重要体现。
甲午战争前，随着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和教育训练的革新，中国军队的作战方式和战术战法也开始发生变革。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作战，体现了这种变革。
北洋海军同日本海军进行的黄海之战，不仅表现了中国海军、甚至表现了整个中国军队作战方式的变革和进步。这次海战是中国海军以新式舰船同资本主义列强进行的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海战，也是“世界史上第一次蒸汽机舰队的海战”[22]。这次海战表明，中国海军的作战方式和方法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革，已经与当时世界海军武器装备和海战战术变革发展的形势基本适应了。这是中国海军作战的一个显著进步，意义不应低估。
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还实行过其他一些方式的作战。1894年10月，获悉日军将在花园口登陆，北洋海军舰船奉命开至大连湾，协同陆军进行抗登陆作战，尽管北洋海军在花园口抗登陆作战中表现不佳，无战绩可言，但运用这种作战方式是以前未曾有过的。1895年1月，日军在山东荣成湾登陆后，分两路进犯威海，在威海刘公岛港内的北洋海军，与陆军协同进行了长达1个月之久的基地(城市)保卫战。这也是近代中国前所未有的陆海协同作战方式。同旧式水师时代的作战相比，这些都是一种革新和进步。
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作战，虽然从总体上说战略战术思想比较落后，但也运用了一些新的海战战术，如舰队列阵炮仗，鱼雷攻击，舰队炮台相依辅作战等，这是中国军队在战术上发生变革的重要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