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政治文化差异：
1、政治思想
西方政治思想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以统治者权力为基础。
西方政治思想以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为基础，于是认为政治权力只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他们时时提防这种权力过大反而危及个人权利，因此天然地不会信奉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而是千方百计限制统治者的权力。
统治者权力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不管是儒家的圣人政治或是法家的专制主义，都是以统治者权力为基础，都不承认个人的基本权利是第一位的，而是统治者赐予的，是一种派生的权利。如：君权神授
圣君、明主
政治制度
西方实行宪政民主制。宪政确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限定了政治权力的界限；民主制确定了政治的程序化运转，使政治权力的产生、运作、更迭都有规可循，可以实现统治权力的和平更迭。
美国总统多平庸。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集权制。
中西方政治文化的本质差异所在之二
2、西方：人权高于主权 中国：主权高于人权
l 西方以自由人权为基础的道德优越感，具有一种希望其他民族分享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民主与人权希望“解放全人类”，但又对别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无知而又自信。美国对国际事务采取干预主义的倾向，既与美国所理解的自身利益有关，也与这种美国价值观念有密切关联。
双重标准
中国政治家认为：主权是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权”，体现国家利益的“集体人权”远高于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体人权。这种政治文化就使中国人很容易从美国以个体人权为本位的国际干预中，激发起民族受难经历的历史联想 。
中西方政治文化的本质差异所在之三
人性预设与制度安排
西方是基于一种预设的对双重人性的假设之上的。对执政者，持性恶的假定，这样才能防止统治者作恶；对民众，则持性善的假定，所以才要去尊重他们所应有的尊严，保障他们的自由、财产和权利。
因此，西方宪政精髓的权利制约思想，其人性基础是“性恶论”，即政府是必要的邪恶。
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精辟地表述：政治作家们已经确定了这样一个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它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
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说：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此外中西方在政治文化认识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体制设计导向：多元化、一元化。在古代，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权力结构形式的问题，亦即统一的国家权力如何分工和配置。西方国家政治体制设计导向为多元化或称为多元主义。多元主义即在国家权力体系的最高层次，并存分立为两个以上平行行使权力的机构，相互制约以达到统一的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又民主化，它排斥任何形式的个人专制或者集团专制。而中国古代人们从未设想过横向多元权力结构和权力平衡制约关系。人们的共同心理是权力纵向的集中于一个元点，即集中于受命于天的君子手中，从而使权力关系、权力结构一元化、单向化、简单化。
2.对政治权力的认知：统一性、公共性。政治权力认知是政治文化中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民族国家政治文化发展关注的主题，是政治文化在政治社会中显现的焦点。考察中国和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权力认知，这个差异表现在对国家的认识和对政治权力制约观点上：一为国家观念上，家天下与公共权力认知分明。一为在政治权力监督意识上，自身制约与权力分立与制衡大别为两途机制。在中国具体表现为：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称皇帝，意味着有了一统天下，皇帝是在这个核心的意义上继承了家国同构的国家权力结构形式，而且同时也继承了“家天下”为特制内容的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同，在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由于政治体制多元化与多样化影响和启迪了思想家们的思维定势和思想价值导向，又因为西方自古就排挤了血缘关系和政治关系“联姻”，思想家大多独立思考，精心探讨国家起源、本质、形式、目的、功能等理论问题，同时摆脱了“神学启示”的束缚。这些都使西方人具有自我意识的公共权力为基本内涵的国家观念和公共权力的认知和情感，即国家是人民为了满足一定生活需要通过订立契约建立的，国家权力在本质上是属于公众的，体现公众意识，是公众权力，公众将公共权力委过给执政者，执政者只能依照公共权力所有者的公共意识去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国家。另一方面在政治权力监督意识上，中国的有识之士在维护君主制的框架内提出过限制君权的主张，但是其思维定势和路线一直是贯彻孔孟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以君主自我修德为条件的对君权的自身制约。当然也有外部客体监督意识和外部监督机制设想，但都是神威假借和由下上行的监督思想意识。而在西方的政治文化中，早就有分权思想意识，主要表现为思想家不断提出权力制约权力的原则和措施，他们基于国家是联合体、共同体、和权力公共性的认知认同，特别提出了对公共权力被托付者，尤其是对行政权力行使机构和人员进行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必要性，因而形成了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政治机制理论，并相当普及了这一理论使它成为公民的普遍政治意识观念。
3.个人与国家：个体本位、整体本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对待人与自然、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和国家关系时，注重个人对自然、对社会群体、对国家的依附性，个人在社会交往中具有自我依附意识和情感。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则比较强调和特别注重人对自然、人对社会群体、人对城邦国家的个体独立性，这种个体主体的依附性和独立性的区别，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在个人自我意识上和思维取向上，对个人与国家关系认知上的截然不同。
4.公众政治角色：公民、子民。由于中国和西方人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扮演不同的政治角色，使中国和四方的政治文化传统形成了不同的走向和历史特征。即在西方形成了“公民文化”：公民作为政治生活的个体独立、自由的主体、和国家构成的基本单位是具有历史连续性；在中国形成了“子民文化”，广大民众甘居子民的地位，具有不容置疑的子民的身份。于是西方社会培养了热爱与追求自由的政治心理和强烈的自由主义政治价值观念；中国古代社会子民被长期禁锢于宗法政治关系网络中，广大民众为生存而奔波，无暇参与政治把命寄托与贤君、贤相身上。
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一、 中西传统政治文化形成的基础不同。 政治文化形成的最主要基础是自然与社会基础。中国和西方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基础、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 首先自然地理环境对中西政治文化有影响。任何民族为了生存首先是要获取一定的生活资料。自然环境正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基础。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我国的汉文化发源于西北和中原地带，自然环境适宜于农业，我国又是地处西北多山，北部为大沙漠，东南面临大海，影响了对外交流，这就决定了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封闭性的特点。而西方国家的文化大多发源于海洋附近，人们面对大海，以海为生，较早从事海上贸易，因此在文化形态上比较开放。其次是中西方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都是自然经济形态。这种方式是以自给自足为经济特征的。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商品交换的存在，但是由于传统的政治上的重农抑商，使商品经济在我国一贯受到压抑。所以我国的古代文化基本上是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文化。而西方虽然也经历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但较早的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并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不断壮大，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是不同于中国臣民文化的公民文化。再次是中西方的社会政治生活结构。社会政治生活是一个民族政治文化的直接基础。在我国古代，奠基于以小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在政治上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同时，血缘关系长期影响着我国社会，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中长期保留了专制思想和家族观念，人们对君权的认同，清官思想的保留，家长作风的存在，都是其表现。而在西方君主立宪制或三权分立的国家中，人们敢于冲破封建的束缚，呼唤理性和人的自由。① 二、看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治国之道不同 所谓治国之道也就是治理国家的政治思维。首先，中国寻道，西方穷理。中国自诸子百家起都致力于“道”的求索，最终形成了儒家主流政治文化的治国之道和做人之道。而源于希腊文化的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在政治思维路向上是追求科学理性，其对政治科学的形成和理性价值观的确立，对于现代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有很大的意义。其次，中国对治国之道的探寻和西方对国家本质的研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中国历来关注治国之道，追求德、礼、政、法的统一结合，强调以民为本。中国古代由君主总揽国家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等大权，对臣下和民众享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君主专制下的权力结构也决定了人们的相互关系，唯上、崇上意识突出，形成了官贵民贱现象，培植了等级森严的官本位制和特权制。而这种君主专制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长期存在，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有民本主义的调节，使君主滥用权力的现象不能不有所遏制，而不至于公然以天下为敌，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把民众作为君主治国的基础，而绝非让民众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大事。 而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崇尚理性主义，注重政体研究，对公民的“自我”表现关切，另外政府保障公民对人权的追求，强调法律统治的重要性。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后出现的法学政治就取代了神权政治观、伦理政治观，使公民有了公共权力观念、法治观念、自由平等观念、人权观念，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三、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中政治体制的建立思路不同。 中国政治体制设计的导向则适应中国国情采取一元化，中国早期国家如夏商周无一例外都是巫——王合体的一元权力结构。这种君主被奉为神一样的地位并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权力结构形式奠定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体制形式的基础，并延续到封建社会结束。在这样的社会中皇帝拥有国家的一切权力，立法权制法权司法权都由一个权力中心―――君主所有。② 西方政治体制设计的导向一直实行多无化，西方政治体制中几乎没有单一权力所属的独裁体制。国家的几项基本权利也都不是集中于一个人手中的。古希腊城邦的例子是多元化的典型体制。孟德斯鸠巨著《论法的精神》中关于"权力分立"的观点可谓家喻户晓，成为西方社会共识，司法独立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且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方面已形成了稳定的良性的社会模式。 政治体制建立思想的不同形成了中西在政治局面上表现为一统天下和分立主义的不同。 四、在政治权力认知方面，中西传统政治文化存在差异。中国有“家天下”的传统认识。基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说中国更重视统治集团与官僚队伍的自身制约。强调重道、正身、舍身取义、廉洁奉公等政治道德，把伦理道德作为人的本质，要求人们通过道德修养而完善自身，把实现完美的道德人格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家天下”认识。 而西方政治更注重“公共权力”。在政治权力监督意识上，西方强调权力分立与制衡。 五、治国基本方略问题上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存在差异。 从古至今无论中国西方每个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治国方略，只是主流和重点各有侧重。 中国主德重德，中国儒家政治文化讲求礼，也讲求法，把礼法关系定位为“德主刑辅” 儒家礼法合一的人治政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注重贤良。孔子认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他把贤人看得比良法更重要。其二，注重礼法德刑的关系。所谓“礼外无法，法在礼中”，“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强调礼为本、为体、为主，法为末、为用、为辅。 西方主法重法，致力于正义国格的追求。而西方的以法治国思想认为,法律拥有超越时空的权限,法律永远高于人,而不是人大于法。 六、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公众政治角色定位不同。中国由于农业社会和农民是人口主体的制约，是以个体义务为本位，个体对国家具有强烈依附性。西方则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工业化经济进步，是以个体权利为本位，个体对国家具有独立性。因此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人们对于自己在国家政治体系和政治管理中的角色认识有着很大的差别。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子民文化源远流长，因而公众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子民身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③这一诗句，开创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沿袭而成的臣民文化。 “所谓顺从者，就是已成为政治体系组成部分的、并对政治体系施加于他们生活的影响或潜在影响有所认识的公民。但是他们对自己在政治中作用的看法却仍然是顺从者的看法，也即他们受政府行动的影响而不是积极地去影响政府的行动。他们不仅可能对警察和行政官员给予他们的待遇抱有积极或消极的预想，而且会有各种政策选择。他们甚至还可能对证券和权威人物产生某种合法感或者疏远感，但是他们对于政治参与则始终抱被动的态度。”2 阿尔蒙德和鲍威尔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的这段话，精炼地诠释了臣民文化的影响和表现。中国沿袭两千年的政治文化正是这种典型的臣民文化
总结：
不同制度、不同地区的国家有着多种不同的政治文化，这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是促进世界文明进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不管主观上的意愿如何，每一种类型的政治文化都会从其他文明中吸取养分，同时，也会给其他政治文化以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目前应该做的，是要认清世界发展潮流，同时也需要分析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可溶性因素和不可溶性因素，据此制定我们的政治文化战略。政治文化在哲学上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政治上层建筑的政治意识形态范畴，然而就一般而言，它由一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反映经济结构特点，从属于一定的政治体系的主客观要求，还受到它所依存的生存环境、社会制度的制约，因此，政治文化总是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和阶级性与社会分层性。在历史上，每当两种文化体系发生冲撞或磨合的交流时，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总是先进民族的文化影响后进民族的文化而被其吸收，虽然这种吸收要与本土文化想结合，但是这种吸收是很自然的。当然这种吸收不可能是全盘拿来，而是基于本民族向前发展的自主选择。对于中国，也是这样。
如前所述，各民族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受其本民族所处的各种条件制约的。这才产生了多种形式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甚至还有其支脉（亚文化的一种）。各民族政治文化体系都有其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会有自己的利弊得失。因此我们在对不同体系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时，就绝不能褒此贬彼，或区分就优孰劣。科学的态度是我们要认真地分析各自的利弊得失，并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例如，政治文化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个人和整体（国家、集体）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中国同西方在观念上就存在区别。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偏重整体，而西方则是偏重个人的。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整体观念，有着极大的凝聚力，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曾起过积极作用，是我国几千年来得以延续并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支柱之一。然而，在我国这种特有的整体观念中，个体却存在过多的依赖性，缺乏独立性格，从而使个性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西方则恰恰相反，个人的独立地位给社会的发展带来充分的活力和生机。然而其分散的效应却造成人际关系上的冷漠和社会的某些混乱。
当我们谈到民族之间的政治文化比较时不应区分孰优孰劣，这是指就政治文化体系的总体而言。至于不同时代的民族政治文化的比较，则明显地可以看出先进和落后的区别。如按社会历史发展形态看，资本主义的近代政治文化当然优于封建文化。而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也必然优于资本主义文化。如按经济生产方式看，基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当然优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文化。当两种文化体系发生撞击和磨合交流时，先进的文化总是要影响落后的文化而被其吸收。后发型社会只有在吸收先发型社会文化时民族才能发展，社会才会进步。不过，这种吸收和接受绝不是“全盘”的、无选择的。只有当外来的先进文化与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时，新的文化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
因此，我们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文化时，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比较中有选择地吸收外国各民族的先进文化，继承我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创立一个崭新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