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队
“安步当车”在现代人眼中是一种健身消闲方式，而对古人来说，却只能是长途跋涉时的自我安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北京城里，公共交通的概念还鲜为人知，以人力和畜力牵引的古老交通工具在城市生活中长期担当主角。
清朝统治者是马上得天下的骑射民族，把骑马当作满人的本色，《大清律例》规定，在满人居住的内城不许随便设立赁轿行，严格禁止满人乘轿。轿子的差别还处处体现着权贵与庶民的差别。皇帝乘坐的轿子有黄盖、黄帷子，皇帝大驾出行前要“黄土垫道，净水泼街”，銮驾仪仗前呼后拥，鸣锣开道，沿途商户停止营业，一律回避。连路边上、胡同口都要拉上蓝布围屏，禁止百姓观看。而庶民无论多么有钱，也只能坐四人抬或二人抬的普通轿子。除非是婚礼中的新人或丧礼中的死者，才可以适度提高等级规格。
骡车
以骡子牵引的“轿子车”是老北京城里的交通利器，它虽不如人力轿子排场，但速度却快得多。庚子战争期间，慈禧太后就是乘坐骡轿逃出京城，一路跌跌撞撞地奔向西安。京城轿车中，少量是用于公共交通的“趟子车”，而权贵和有钱人则流行自备轿子车，类似现在的私家轿车。富家公子哥儿们在轿车、健骡、车夫的装备上投入大量的精力与金钱。
在货物运输方面，独轮车、排子车和骡子用作短途运输。为适应长途跋涉中的磨损，马车的木轮外缘都要包上一层铁瓦。骆驼能负重、耐跋涉、性温顺，北京人用以长途运输或骑乘。自元代开始，骆驼队络绎不绝，把黑色的煤炭和白色的石灰从西山矿区运进城里，悠悠驼铃与北京相伴数百年，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
当年的帝都城内，只有少数干道是石板铺设的官道，最体面的道路则是供皇帝出行专用的御道。而其他道路则是未加铺设的土路，“雨天像墨盒，晴天似香炉”，“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竟然成为堂堂帝都的奇特景观。路面分配也与今日不同，行人与载人的车辆走中间的石板官道，而载货的重车则走两边的土路，时间久了，大路两边被轧出深深的车道沟。1900年以后，清王朝实行新政，成立了“工巡局”，着手对北京的道路进行改建。当时有一首《竹枝词》记载：“大街拥挤记当年，高在中间低两边，一自维新修马路，眼前王道始平平。”
铁路
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都是以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洋务运动的悲剧在于领导这场运动的人封建传统思想依然如故。
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使国人认识到封建制度的腐败，仅仅使部分有识之士承认了洋人的“船坚炮利”。于是，这些有识之士就在探求“师夷之长”强国强兵。中国的近代工业化正是从武器的近代化开始的。
在同治中兴，即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的十几年中，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始引进国外军备生产技术。1855年，曾国藩在江西设立了小型兵工厂，1861年，又在安徽安庆设立了一个兵工厂和船坞。1865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江南制造局。这个工厂生产了一些小型的装甲快艇、步枪、火炮、子弹之类。这些早期工厂尽管对增强国力作用十分有限，但却作为洋务运动之始，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
洋务运动开始的这个时期大约正是日本发生巨变的明治维新时代。这就是说，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并不比日本晚。但为什么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结果却完全不同呢？到20世纪初期，日本这个“蕞尔小国”已成为一个工业和军事强国，而号称地大物博的中华帝国仍然积贫积弱，只有挨打被侵略的份儿。这其间的差别当然是制度上的。明治维新是一场和平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君主立宪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洋务运动只是封建制度下的经济振兴。政治制度不变就不会有经济起飞。
制度由人创建，也可以由人改变。决定人的行为的是思想。所以，中日两国经济的差异在于制度，而制度的差异又在于思想意识。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有一些思想解放运动。尽管“脱亚入欧”这种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今天一些人看来仍属于“过激”。但没有思想上的“矫枉过正”就不足以改变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中国当时并没有发生这样一场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
中国传统文化中固然有许多优秀的东西，但作为封建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本质是保守与封闭的。这种几千年的传统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化最强大的阻力。列宁说过，传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在中国，这种传统可怕到足以阻挡一切历史前进的脚步，哪怕是根本不触及政治制度的微小经济进步。洋务运动所遇到的正是这种强大而可怕的传统。
一个保守的民族几乎会抵制所有不同于传统的新东西。铁路在中国的遭遇正说明了这一点。早在同治元年，就有怡和、旗昌等27家英美洋行向李鸿章建议兴建苏州至上海的铁路，被拒。次年，又有英国工程师斯蒂文生向清政府建议兴修汉口至上海、汉口至广东、汉口至四川、上海至福州、镇江至北京、广东至云南六条干线铁路，亦被拒。同治四年，美商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以作为样品引起国人关注，但不几天就被步军统领衙门拆掉。光绪六年，怡和洋行修建了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引起官员一致反对，终于借口压死一个士兵，以28万两白银买下拆毁，投入海中。光绪七年才建成从唐山到胥各庄全长22里，用于捡煤的铁路，但不许用火车头，而用驴子和马拖着车厢在铁路上走。这在世界铁路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荒唐之举。
铁路是现代工业的结果，也是工业化的前提。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证明了铁路在工业化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国人尚在抵制铁路时，铁路已经横行欧美了。光绪六年，曾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上了一道《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但遭到了内阁学士张家骧、通政司参议刘锡鸿（此人还当过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副使）等保守派的坚决反对，其理无非是说破坏风水、龙脉，招致洋人觊觎等。反对的真正原因是怕破坏中华固有的传统。传统思想那种遇新则反的态度成为中国工业化中最大的障碍。主张建铁路的人也不是从思想根源上批判保守派，而是寻找权力集团中的支持者。李鸿章支持建铁路就靠海军衙门督办大臣醇亲王的撑腰。尽管以后铁路修成了，但保守思想并没有得到触动。正因为这样，早期工业化的每一个微小进步都是通过权术斗争斗出来的。
洋务运动的推动者没有也不想去触动传统思想。其实何止他们不去触动封建思想，连他们本人也是传统思想的信徒。那时保守派与洋务派的分歧不在根本的思想认识上，而在于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与做法上。例如，对于铁路的不同态度。当然，与保守派相比，洋务派还算进步的。他们毕竟睁开了半只眼睛，主张“师夷之长”。尽管这种“长”完全是技术性的。但是，洋务派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封建传统文化。这才是洋务运动失败，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极为缓慢的根本原因。
洋务派的思想特征体现在张之洞著名的“中体西用”论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要在维持封建专制体制和传统思想的前提下实现“师夷之长”。有学者认为，这种主张是张之洞的一种手法，目的是要学西方，但公开这样说会遭到反对，只有用迂回的方式来实现。不过，我不这样认为。张之洞深受传统文化浸泡，又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重臣。他的思想和地位决定了他对清王朝和封建传统的态度。他与保守派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维护封建制度，而在于如何维护上。保守派以为一味排外，见洋必反是对封建制度最好的维护，而洋务派懂得要以技术上的变来求得制度上的不变。用“西学”是为了图“中体”。
西学的“体”与“用”，即制度与技术，完全是统一的。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正是既变“体”又变“用”。洋务运动的失败正在于只想“用”而不变“体”。用封建制度那一套去推动工业化，钱花了不少，工业也建立了一些，但直至清王朝灭亡，中国的工业化仍然没有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都是以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思想解放是对封建主流意识的彻底否定。我们不能要全民都得到思想解放，也不能阻止那些顽固的保守派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但推动工业化的领军人物必须解放思想。洋务运动的悲剧就在于领导这场运动的人封建传统思想依然如故。
大约在鸦片战争时期，有关铁路的信息和知识开始传入中国。
中国的有识之士，将修建第一条铁路的地理位置，锁定在与天津近在咫尺的唐山地区。
当时，处于蒸汽机时代的天津近代工业发展迅速，需要大量优质煤炭做燃料。而唐山的煤炭储藏量恰恰十分丰富，可是由于解决不了运输问题，天津只好通过海运从日本进口煤炭。
为了使天津得到质优价廉的煤炭，清代光绪六年，也就是1880年，开平矿务局开始动工修筑从开平煤矿到胥各庄的铁路。
1881年，中国最早的货运铁路唐胥铁路建成竣工。铁路采用1.435毫米的轨距和每米15公斤的钢轨，尽管全长仅有9.7公里，但它却是中国自办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
通过唐胥铁路，开平的优质煤炭被运到丰润县的胥各庄，然后再通过从胥各庄到天津芦台的运河，将煤炭装船运送到天津。9.7公里的铁路，加上30公里的水路，天津人用水陆联运的方法初步解决了煤炭运输问题。
中法战争后，清朝政府开始认识到铁路对于国防的重要性，于是在清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决定将唐胥铁路扩展到天津。
1888年，我国铁路奠基人詹天佑从美国留学归来，他到天津铁路公司任工程师，专门负责唐山到天津铁路的施工筑路工作。詹天佑从天津搬到工地居住，与工人同甘共苦，只用了八十天的时间，唐津铁路就竣工通车了。
唐津铁路是中国第一条自办运营铁路，天津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使用国际标准轨距铁路的大城市。
唐津铁路通车之后，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渝铁路，也于光绪二十一年，即1895年建成通车。
两年以后，天津至北京芦沟桥的津芦铁路建成通车，这是由天津为起点的我国最早的一条复线铁路。
一百多年来，这段铁路维系着京津两大城市，联络着京山、津浦两大铁路干线，成为名副其实的铁路大动脉。
1910年，从天津至浦口的津浦铁路开始修建。
1911年，大清朝的年号由光绪改为宣统的第三年，津浦路和北京到沈阳的京奉路在天津接轨。
自19世纪80年代起，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铁路开始将北京和国内其他城市联结起来。车站设在外城南面的马家堡。1900年庚子战争期间，八国联军将铁路穿破古都城墙，把车站修到了代表都门的正阳门下。民国初年，正阳门东、西车站成了京奉铁路和京汉铁路的终点站。
自行车
自行车发明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今天，自行车作为交通代步、锻炼身体、越野旅游、运动比赛以及少量货物运送工具，已遍及到世界的每个角落。那么，我们是否知道自行车的发展历史呢？
快车——最早的自行车
在1791年夏季的一天，路易十六王宫的大草坪上聚集了许多男士和女士。突然，传来一阵“得得”声，并伴着很响的“轧轧”声，瞬间，人们看到一位名叫孔特 ·德·希拉克的男士狂奔着从槌球场中间穿过。不过，希拉克不是像普通人那样地奔跑，而是坐在一只奇怪的装着轮子的“木马”上，两只脚以奔跑的动作蹬踏着地面。当希拉克到达草坪的尽头时，他转过“木马”又跑了回来。人们为希拉克的“滚动木马”所轰动和吸引，称之为“快行脚”，真正的自行车历史从此真实地开始。
脚蹬——双脚开始离开地面
1863年的一天，法国人皮埃尔·米乔克斯骑着一辆早期二轮脚踏车出了家门，在巴黎圣马丁大街上的人全都凝视着他。为什么？原来，米乔克斯的双脚始终没接触过地面！米乔克斯是实现不用双脚蹬踏地面骑自行车的第一人。这时许多型号的自行车重达100磅。
无橡皮轮胎——一年卖出400辆
1865年，米乔克斯经营的马车店一年中销售出了400辆经他改进的装脚蹬的无橡皮轮胎自行车。但这时的自行车还是被人称为“颠散骨头的车子”，减震功能还差得多。
大小轮——终于把重量减下来
1869年，在法国举行的第一届自行车展上，出现了前轮大、后轮小的自行车。1871年，英格兰考文垂市的詹姆士·斯塔雷造出了第一辆名为“Ariel” 的大小轮自行车。这种车子特别轻，斯塔雷也被人们称之为“自行车工业之父”。大小轮自行车是第一种在世界主要工业国流行的自行车。
安全型——在妇女中流行
1879年，英国的H．J．劳森研制出了30磅重、二轮的链条驱动自行车。车轮小、重量轻，骑车者坐在前轮之后，即使急刹车骑车者也不会翻过车把。这种自行车受到妇女们的欢迎，凡按这种设计思想制造的自行车称为“安全型自行车”。
三轮车——为了更安全
两只后轮较大，链条带动后轮，有良好的平衡作用，而且利于推动整个车子前进。1890年法国标致公司制造的三轮车能运载110磅的货物，这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商业价值。
充气轮胎——安全型自行车第一项重要改进
在1885年，由苏格兰的约翰·博伊德·邓禄普研制成功充气轮胎自行车。
变速装置——轻量赛车发展的关键
1888年制造的“Deux Vicesses”自行车是早期的二速自行车之一。目前，由最初的二速已发展到了18速的变速装置。
随着轻型人力车的流行，在若干年后，时髦的当代赛车可能被看得如同安全型自行车一样老式，如同早期的大小轮自行车那样奇形怪状。
关于自行车的发明说法较多。
①我国是世界上发明自行车最早的国家。自行车的始祖是我国公元前五百多年的独轮车。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黄履庄曾发明过自行车。《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载：“黄履庄所制双轮小车一辆，长三尺余，可坐一人，不须推挽，能自行。行时，以手挽轴旁曲拐，则复行如初，随住随挽日足行八十里。”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自行车。
②自行车为西欧人所发明。公元1790年，法国人西夫拉克研制成木制自行车，无车把、脚蹬、链条。车的外形像一匹木马的脚下钉着两个车轮，两个轮子固定在一条线上。由于这辆自行车没有驱动装置和转向装置，座垫低，西夫拉克自己骑在车上，两脚着地，向后用力蹬，使车子沿直线前进。1817年，德国的冯·德莱斯男爵发明了一种能自由活动的车把，使他的自行车转变比较方便。1818年，德莱斯在英国申请了专利。1839年，英国一位工人K·麦克米伦首创了用曲轴机构驱动后轮的脚踏自行车，可使人在骑自行车时双足离开地面。1861年的一天，巴黎的马车和婴儿车制造商米肖父子修理德莱斯式自行车，修好后在坡道上试车时，感到这种车放脚很困难，于是对它进行了改进，在车的前轮上安上脚蹬曲轴，从而发明了米肖型自行车，不久这种自行车便开始大量生产。大概在1870年前后，法国的马执又制造了一种前面驱动轮大，后面从动轮小的自行车，这种车的运行效果较好。1890年后，英国的亨伯公司生产出一种用链条传动的、车为菱型的自行车，这种形式的自行车一直沿用至今。
③自行车为俄国人发明。1801年9月的一天，俄国农奴阿尔塔莫诺夫骑着自己制造的木制自行车，行驶2500公里，赶到莫斯科向沙皇来历山大一世献礼。阿尔塔莫诺夫制造的自行车与法国人西夫拉克制造的车较相似。亚历山大一世见到阿尔塔莫诺夫制造的自行车，当即下令取消了他的奴隶身份。
啊，人和机器都那么出众！”一个土耳其的高级官员看见史蒂文斯从他的自行车“平凡者”上下来的时候称赞说。人类使用车轮（或独轮，或双轮，或三轮，或四轮）的历史大约有五千年之久了，但是在1690年以前，没有任何人把两个轮子连接起来乘坐。一个叫德·西弗拉克的法国人，两脚分开，跨坐在他称之为“塞莱里弗勒”的两轮坐车上，一边放一条腿，使之滚动向前。车轮的滚动颇受限制，因为他还没有创造出一种驾驶这种机械的方法。可驾驶的德雷斯车是卡尔·冯·德雷斯于1817年研制成功的。为一种可骑机械的自行车，是麦克米伦于1839年发明的，后轮通过连接到踏板上的曲柄驱动。有了自行车，人类就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旅行了，而且比步行快得多。然而并不是许多人都对这种想法感兴趣。1861年，一个叫布鲁内尔的法国制帽匠，把他的德雷斯车带到马车匠人米肖那儿去修理。米肖的儿子欧内斯特可能完全不知道麦克米伦的发明，因此提出：如果在前轮上装上一个曲柄——象磨子的柄那样的曲柄——而能够踏着转动的话，一定能够改进这种机械。他就这样偶然地开创了自行车工业。些叫“维洛西皮德”的早期脚踏车，踏板转一圈，轮子就转一周，在发明称为“彭尼法森”的自行车之前，前轮做得越来越大。人们把这种车恰当地称为“高自行车”。它跑得快，就是不稳当：如果想刹车，特别是下坡时刹车，骑车的人就可能被甩到把手前面，骑一天的车就得摔几次。然而人们并没有被吓住。运动俱乐部成立了。1884年，勇敢的托马斯·史蒂文斯骑着，推着，有时甚至是扛着叫“平凡者”的高自行车穿越了美国。前轮变小，从而使自行车更安全的尝试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然而这些尝试都因当时的工艺水平的限制而失败了；可靠的自行车链条是一种重要的发明，没有它是不行的。1885年，斯塔利发明了链条传动的自行车，名为“安全漫游者”，从而结束了高自行车的时代。自行车很快采用了链条传动，然而却没有采用他的结构设计。人们曾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连接两个轮子，企图把刚性、可控性、机械效率和舒适性结合起来。行车很快就变得相当可靠，而且效率很高。邓洛普又于 1888年重新发明了充气轮胎，使自行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目前的自行车似乎不可能有什么根本性的变革。近年来许多人都想研制出一种更好的自行车，可是他们的努力都毫无结果。
现在，自行车像潮水一样，遍及世界各地，进入家家户户。但很少有人知道，发明自行车的是德国的一个看林人，名叫德莱斯（1785—1851）。
德莱斯原是一个看林人，每天都要从一片林子走到另一片林子，多年走路的辛苦，激起了他想发明一种交通工具的欲望。他想：如果人能坐在轮子上，那不就走得更快了吗！就这样，德莱斯开始设计和制造自行车。他用两个木轮、一个鞍座、一个安在前轮上起控制作用的车把，制成了一辆轮车。人坐在车上，用双脚蹬地驱动木轮运动。就这样，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问世了。
1817年，德莱斯第一次骑自行车旅游，一路上受尽人闪的讥笑，……他决心用事实来回答这种讥笑。一次比赛，他骑车4小时通过的距离，马拉车却用了15个小时。尽管如此，仍然没有一家厂商愿意生产、出售这种自行车。
1839年，苏各兰人马克米廉发明了脚蹬，装在自行车前轮上，使自行车技术大大提高了一步。此后几十年中，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自行车，如风帆自行车、水上踏车、冰上自行车、五轮自行车，自行车逐渐成为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以后随着充气轮胎、链条等的出现，自行车的结构越来越完善。
德莱斯还发明了绞肉机、打字机等，都能减轻劳动强度。现在铁路工人在铁轨上利用人力推进的小车，也是德莱斯发明的，所以称它为“德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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