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编者按】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在谈论湖南人的时候，总是容易联想到湖南人的狠劲、韧劲、坚韧不拔、义无反顾等等。这些刻板印象一定有很强的社会基础，却难论是非，毕竟很难被历史和社会科学所检验。然而，马萨诸塞大学中国史教授裴士锋（Stephen R. Platt）比有些湖南人对湖南人的兴趣还要浓厚，他并不认同主流中国史作品所称“现代中国”发轫于文化精英中心（如北京、上海和广州）的说法，而是将湖南置于故事的中心，这位外国小伙子相信，先后诞生了曾国藩与毛泽东的省份，绝非一个边远贫穷、在中国历史上无关痛痒的省份。
裴士锋（Stephen R. Platt）教授是这两年在中国颇为热门的历史作者，岁数不算大，正值壮年。2014年，他的近作《天国之秋》被译为中文，在国内产生了极大影响。《天国之秋》的文笔流畅，注重细节，叙事引人入胜，又常引用中国读者并不熟悉的传教士的史料，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此书赢得一片赞誉，裴士锋这个名字也渐为中国读者所知晓。出版社趁热打铁，去年又推出裴士锋更早的一部专著《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译校者的阵容也没作改变。
读完此书，却让人有几分遗憾。第一，此书论述跨度太大，范围太广，逻辑自然不够严密，削弱了说服力。第二，此书为了构建分析框架，不得不舍弃了大量原本与主题有关的内容；第三，此书秉承史景迁传统，追求故事性和可读性，一定程度上舍弃了学术严谨；第四，此书并无太多新材料、新观点，对现有学术的贡献很有限。
于中西学术界有不同意义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译得虽晚，写得却更早，基本脱胎于他完成于2004年的博士论文。当年，这本博士论文也曾赢得一个大奖，得到了美国史学界的肯定。现在回头看，这本书可视为《天国之秋》的研究准备。太平天国的很多事情就在湖南区域发生，也与本书重要角色曾国藩、郭嵩焘等有密切联系。可是《天国之秋》只要处理一个时间片段的历史，《湖南人与现代中国》所涉及的历史跨度却长达百年，难度要大得多。经验表明，年轻学者的野心总是更大一些，年纪大了会变得胆小。
裴士锋在序言里介绍了他研究湖南的初衷。当年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就申请来中国游历，成为了湖南长沙雅礼中学的英文老师。后来他回国，开始在耶鲁读中国历史的博士课程，自然而然地把湖南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个人经历与学术研究往往有着难以言说的联系。令人想起杨念群教授当年的博士论文《儒学的地域分布与近代知识群体演变》，也以三分之一的篇幅来研究湖南地区知识分子，这显然也与他的出身背景有关。
中国人一直比较注重地域出身。从最粗略的 “南北之分”，到稍微细一点的巴蜀、吴越、岭南、湖湘区分，再到更细一点的区域区分，乐此不疲。所有人都习惯用地域来作判断，对地域敏感。细细探究背后的心理原因，恐怕可以分作许多层。第一层是自然地理和经济差异，不同地域人群的生活习惯相差极大，经济差距也逐渐变得突出；第二层是政治差异，不同地域距离政治中心远近不同，感受到的政治、社会压力也不同。第三层是文化传统与文化交流的差异。
从儒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来看，湖南、四川等地都有自成一脉的学统，近代以来涌现出不少学问大师，并不弱于北京、上海或者岭南等沿海发达区域，这点毋庸置疑。所以在中国学术体系里，从不缺少对这些特定区域的研究阐发。西方汉学传统则有完全不同的学术脉络，对中国的研究分布不均。首都与沿海一带与西方交往最多，留下的西文材料最丰富，西方学者多以此入手，这些地方也就成为西方汉学研究最深入的区域。
上世纪70年代，曾有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等三部涉及湖南的西人所著中国近代史著作出版。这些研究都注重探讨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事件的地缘关系，而非湖南本身。自此之后，西方学界对湖南的研究就不太多见。裴士锋是史景迁的得意弟子，学术属于西方汉学一脉，肯定对此体会颇深。他感觉同侪“目光停在通商口岸和首都太久”，于是写出这本书，希望对西方汉学界有一定的纠偏意义。但在中文语境下，这重意义减弱了许多。
作为线索的王夫之思想
裴士锋很聪明地找到了一条重要线索，就是今天湖南无人不知的王夫之。从近代史来看，好几代湖南人都读过王夫之并受其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例如邓显鹤、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唐才常、杨毓麟、杨度、蔡锷、黄兴、宋教仁、杨昌济、彭璜一直到毛泽东。《船山遗书》改变了无数人。
王浩辉创作的油画《敕治两江》（左起：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刘坤一）
作为遗民，王夫之这个名字在鸦片战争前不要说与顾炎武、黄宗羲相比，就是与孙奇逢、李二曲相比，也只能算籍籍无名。王夫之有六部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可还有更多的书被禁毁。所以王夫之大部分著作根本没机会刻印流传，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当时湖南人邓显鹤与邹汉勋取得王氏宗族珍藏多年的王夫之遗稿，刻印出版了《船山遗书》。
《船山遗书》的大范围流传与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等晚清重臣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他们既是早年一同编纂《船山遗书》的同学，又是一同举兵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湘军将领。以曾国藩为例，他甚至在1862年战争白热化期间，用一个月的晚上读完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曾国藩在攻下安庆后，就在安庆寻找工匠刻版。待到收复南京，他出资在南京刊印了《船山遗书》。正是借助曾国藩的影响力，此书才广为流传，为大众了解。
曾国藩是湖南人，也熟读了王夫之，但他在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就离开湖南，并没有对湖南有太多的直接影响。同样情况也落在郭嵩焘身上。郭嵩焘与曾国藩是岳麓书院同学，阅读王夫之可能比曾国藩还早。郭嵩焘后来主要从事洋务，担任驻英使节，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极为重要。郭嵩焘对湖南有着深刻感情，晚年回到湖南时，却因为从事洋务的经历而遭到乡亲的大量羞辱。郭嵩焘热衷传播王夫之思想，却成为了攻击他自身的武器。
所以曾国藩、郭嵩焘等人出身湖南和学习传播王夫之思想这两件事很清楚，两者的关系却并不明朗。曾国藩与郭嵩焘的事业都并非局限湖南一隅，而是走向各地，走向全世界。他们行为思考的原则里，既包含了王夫之思想，也掺杂了其他要素。反过来看，湖南乡亲们羡慕曾国藩、郭嵩焘镇压太平天国和出任封疆大吏的事功，却不看重他们的思想本身。以至于郭嵩焘出使西洋的消息一出，乡亲们便扬言要聚众捣毁他们家祖宅。
即使是在湖南知识分子里，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也不一致。比如曾国藩的幕僚、湖南人王闿运嘲笑郭嵩焘出洋“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裴士锋做了一些研究，发现王闿运虽然很早就熟读了王夫之的著作，但对其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觉得其人其书只是一般。王闿运却是晚清湖南最重要的学者，在成都、长沙各地讲学多年，培养出大量弟子，包括杨度以及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等。这些人对故乡、学统的多元看法，以及自身不同的选择，都使得裴士锋试图将其纳入统一的叙事框架的努力显得勉强。
湖南的主体性
在政治史和思想史中可以自给自足吗？
裴士锋一再表示并不想将湖南作为中国研究中的个案，而是突出湖南的主体性，就湖南论湖南，突出湖南在湖南人心中的独特性。所以作者非常强烈地想要提供一套完整逻辑的叙述框架，不论政治史还是思想史，都可以在这个自足的系统里得到有效阐释。所以作者必然不得不在多个维度进行削删。其一就是前面提及的，忽略湖南人在湖南之外进行的事业。无论曾国藩、郭嵩焘，还是稍晚一点的谭嗣同、宋教仁，他们人生的闪光点都发生在湖南之外，且与外部思想、外埠人士有更密切的联系。这些都未能容纳在裴士锋的框架之中。
其二，在王夫之和《船山遗书》的传播过程中，大量非湘籍学者起到极大作用。当中最突出的自然是浙江人章太炎。章太炎是清末民初最积极传播民族主义思想的活动家，同时又是教育家，培育了大批弟子。王夫之是章太炎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已有大量著作讨论过这个问题。今日重读王夫之，也绕不开章太炎的框架。作者显然知道，却只能选择思想地位次要的湖南籍学者的阐发来立论。而他们即使在湖南本地的影响力，恐怕也未能与章太炎相媲美。
其三，湖南并不完全是湖南人的湖南。查询一下鸦片战争以降担任过湖广总督的名单可以发现，二十余任总督里，除了谭继洵一任以外，找不到其他湖南人。这些总督里有满人有汉人，有江苏、江西、安徽、直隶人，下级官员的来源更复杂，绝不以湖南为限。这些人对湖南的社会、政治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但作者因为湖南人的框架所限，即便连张之洞这样的人物都只能寥寥数笔加以打发。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在谈论湖南人的时候，总是容易联想到湖南人的狠劲、韧劲、坚韧不拔、义无反顾等等。这些刻板印象一定有很强的社会基础，却难论是非，毕竟很难被历史和社会科学所检验。裴士锋教授作为一个美国学者，勇敢地挑战这个问题，并且给出一整套流畅自然的历史故事。故事虽好，可靠度实在不高。（文/梁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