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税收结构只是财税改革的一个方面，与其同等重要的，还有财政预算结构的优化和财政支出的透明化。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税收比重越高，劳动者报酬和企业盈余的占比就越小，我国的财税收入三分之二来自企业的流转税，导致实体经济处境艰难、民间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投资热情不断下降。1994年制定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标准的时候，由于征管条件的限制，当时我国的征收率普遍不足50%，17%的增值税率和33%的企业所得税率是根据“宽定窄用”的标准匡算出来的，1994年以后，随着“金税工程”的建设，全国税务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税务征管水平也相应不断提升，目前税收征收率已经超过70%，接近国家税务局75%－80%的征管目标。自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税收增长的弹性系数始终大于1，即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2010年和2011年，我国财税收入的年度增长率大约为23%，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财税收入的大幅增长很大一部分原因就跟征收率提高有关，在征收率高达75%－80%的征管条件下，当年根据“宽定窄用”原则制定的税率标准明显是偏高了，为了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活力，适度降低企业的增值税率和营业税率已经迫在眉睫。
此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日渐扩大，根据专业机构的测算，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通过财产税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适当缩小贫富悬殊的时机已经成熟。2010年我国财产税在全部财税收入中的比重只有6．4%，而发达国家的财产性税收通常占所有财税收入的三分之一。因此，适时推出房产税，提高居民持有房产的税收成本，不但可以“劫富济贫”，而且也是抑制房地产投机、炒作的长效手段，此外，强化遗产税、赠予税等财产性税收的征管，也是既有利于柔化贫富差距，又能抑制不劳而获的双雕之箭。
当然，优化税收结构只是财税改革的一个方面，与其同等重要的，还有财政预算结构的优化和财政支出的透明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