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于沉重的社保负担。
欧洲国家长期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影响，形成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依托的福利国家模式。欧盟目前平均社会福利开支已近GDP的30%，远高于美国的16%和日本的19%。高昂的福利费用扩大了公共支出，推高了公共债务水平，造成高税收和高成本，使其在全球化竞争中逐渐失去优势。同时，挤占了科研、教育等投入，造成创新乏力、经济增长缓慢，还消磨了企业和社会的创新进取精神。
第二，病源在于残缺的欧盟机制。
欧洲联盟有个软肋，货币主权和财政主权分属欧洲央行和各成员国，财政和货币政策会冲突和错配，执行效率低下。欧元区各成员国在向欧洲央行让渡了货币主权后，无法独立使用利率、汇率等货币政策来应对，只能更加倚重财政政策，容易造成赤字和债务负担普遍超标。欧洲央行的目标是平抑通胀，维持欧元对内币值稳定而非各成员国的经济景气，而欧盟各国经济差异性较大，景气状况不一致，这让实施单一货币政策的欧洲央行常常首尾难顾。欧元区财政赤字问题凸显了欧元区财政、货币政策二元性的矛盾。从此次希腊债
第三，在于人口结构老龄化。
工业化以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延长了人类的寿命；与此同时，因为抚养成本越来越高，人们生育孩子的愿望日益降低，使生育率迅速下滑；两者相加，使欧洲诸国在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后出生率一直处在较低的水平，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二战以来人口结构变化更加剧烈，从20世纪末开始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口结构都进入了快速老龄化的阶段。老龄化使生产人口下降，消费人口增加，慢慢入不敷出，最终出现了危机。
第四，在于房地产等资源泡沫导致的金融内战。
其实，社保负担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由科技进步带来的正面效应抵消，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不统一也只是外部因素，都不足以造成危及国本的债务危机，根本原因是实业衰落和土地等资源泡沫膨胀的同步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