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六年（1917年）后，四川军阀分防割据，拥兵称雄，各自为政，互争地盘，连年混战，日益剧增的军费耗损就地筹措，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任意摊派，层层盘剥，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财，穷苦民众不堪重负，逼得走投无路……据统计：仅在刘湘、刘文辉争霸四川的20余年中，就发动大小战争470余次，四川各军防区内所预征的田赋竟达四、五十年。为筹措巨饷，各路军阀便一边强迫农民大种鸦片，一边打着“寓禁于征”的幌子，以巧取豪夺榨取繁重的“烟税”。
据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文件载：四川全省在防区制时期，每年烟产量为120万担到140万担；四川瘾民约占全省人口的1/19。据不完全统计，每年从宜宾航运出川的烟土就多达35000箱（约110万公斤）。军阀刘文辉驻防上下川南及川东北70余县，其兄刘文彩坐镇宜宾，以“川南水陆护商总处”的名义，每年所收取的“烟税”就达800多万元。
纵目田畴，普遍黑化，连猪吃烟叶都纷纷上瘾，民众更是普遍染毒，弄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对缴不起捐税的农民吊打关押，用尽酷刑，逼得民众家破人亡。加之，当时川内连年遭受干旱洪灾，草木枯萎，田地无收，瘟疫四起，流民载道，死亡无数，饿殍遍野，惨不忍睹……各地农民在繁重的苛捐杂税压迫下，饥寒交迫，忍无可忍，于是连续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捐斗争。（图为川北饥民吃大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