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日本经济衰退的真正原因甘修康现在，有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导演的“广场饭店协议”是导致日本在上世纪末陷入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因此对美提出的“人民币升值”的要求格外警惕，以为是美将遏制日本的故伎在中国身上重施一遍，以此阴谋结束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因此国内甚而国外呼吁政府对美说不的声音极高。应该说，对其的建议保持足够的警惕性是应该的，不过以广场协议导致日本经济大滑坡为由来拒绝则显得极为勉强，因为广场协议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不成立。把错误的认识当作教训来参考必定危害自身的改革，因此，在当前搞清引发日本在上世纪末经济衰退的真正原因有着特殊的意义。当年，美国为了摆脱自身经济危机，施加压力，强力要求日本等国主动升值，在美国高压下，日本等国也不得不升值，结果升值幅度超过预期，在短时期内使日本出口受到严重打击，经济陷入萧条。不过人们也应该注意到，在随后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已经对此做了校正，美主动抬高利率，而日等国相应降低利率，“广场饭店协议”实际上停止执行。因此其真正发生不良影响的时间不足两年，所以将日本以后发生的泡沫经济及泡沫破裂后导致陷入长期衰退的主因归到它的头上是不公的；再者，当时执行“广场饭店协议”的并非日本一家，还有西欧众国，为何这些国家没有发生大规模经济衰退呢？如果日元比价过高，必然表现的是日本出口萎缩，实际上日本在整个九十年代都有大量的贸易出超，可见，日元比价过高值得怀疑；日本实行的是浮动汇率，汇率并非一成不变，如果本币过高，其政府还可通过暗地介入将其降低，九十年代，日元比率数度跌落，但并不能挽救日本经济出水火就说明了汇率自身对经济影响的局限性，不是决定一国经济起落的唯一因素，更不是决定因素。实际上，导致经济在八十年代中期陷入泡沫状态并最终引发长达十余年的衰退，主要原因在于客观上产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外在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日本也没能及时适应；主观上日本自身对策严重失误；以及政治经济金融乃至教育等体制的弊端使其不能适应新时代（由工业社会转为知识社会）的要求，妨碍了日本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一客观环境的变化应该说，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在战后呈高速发展，除了主观上自身努力，重视教育、重视科研外，外在环境无疑为其经济起飞提供了较好的条件。美国为了围堵遏制社会主义而对日本经济提供的大力支持，包括资金技术乃至提供消纳商品的市场，提供军事保护节省了其军费而一心致力于经济；作为有深厚经济基础的日本无疑是亚洲最先飞起来的国家，经济上就有了先发的优势，因为在这个时候，亚洲其它国家工业还不发达，竞争对手的缺乏使其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工业品的主要提供者；亚非拉许多国家的独立使得资源的开采进入了高潮，供应充足使得日本等率先进入发达阵营的国家得到了廉价的资源，通过产成品与原材料间价格的剪刀差，日本获得了暴利；美苏争霸使得许多地区陷入动荡之中，而日本政局相对稳定，这也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但是随着时光推到八十年代，日本经济繁荣到让人眩目的高度，其外在环境也在悄悄的发生着变化。两极对立的格局使得美国与苏联陷入长期争霸之中，争夺霸权把苏联拖得摇摇欲坠，但同时美国自己也是元气大伤，相对实力不如以前，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走向缓和的脚步迈出，对美的威胁也大大减少，而在美国保护下的日本则扶摇直上，在石油化工电子汽车钢铁重工合成材料等产业获得大发展，气势逼人，严重威胁了美国自身经济，美经济竞争力的下降使得日本对美贸易长期处于巨额出超，因此日本反而成了美国最现实的威胁，美日经济磨擦因此而频繁发生，遏制日本经济的扩张在美呼声很高，使得美政府不仅力压日元升值，强迫日开放市场，还采取措施限制日对美出口，限制美对日高技术转移。受贸易逆差之苦的欧共体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美欧从有意扶持转为遏制，无疑使日不受任何约束的高增长止住了步伐重大原因。台湾韩国等近邻在六七十年代经济也逐渐崛起，台湾电子化工、韩国重工造船汽车等的奋起直追使得日本一枝独秀的情景不再，竞争的结果无情的减少了日企的市场份额，压缩了产品的利润。日本经济高增长也使日劳动力土地等价格暴涨，为提高竞争力，日许多传统产业纷纷外移，向东南亚、中国大陆等地进军，资本全球化的结果日本本土产业陷入空心化，经济增长自然乏力，而海外资产则空前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在95年日海外资产巨增到一万亿美元，而到去年，突破三万亿美元，就日本本土而言，平均增长率为1%，等于衰退了近十二年，但如果考虑在海外资产的增长，则日本经济几乎在这段时间里实现了倍增，如此大的经济规模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还能实现倍增，等于是又创造出了一个隐形的日本，确实也是一番了不起的成就，但本土经济随着资本外移陷入衰退就难免了。进入九十年代，随着苏联集团解体，冷战的谢幕卸下长期压在美国身上的财政包袱，使得美国得以将精力放到支持经济发展上，克林顿上台后，美军事开支大幅度压缩，财政赤字减少，到98年还出现巨额赢余，在美政府的支持下，多项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重新夺回了制高点，经济结构调整出现成效，失业率通胀率降至最低，经济强力增长时间之长创下战后新纪录。美国经济强势增长，无疑是在泡沫经济破裂之后饱受衰退之苦的日本再度受到打击的重大原因。相对美元资产的升值，在高科技竞争中落于下风的日元系资产的贬值就是大势所趋了。而在美元资产升值的背景下，实行联系汇率的东南亚国家遭受沉重打击，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在这些国家有大量投资的日本自然也要跟着受损失，日对其出口也要受影响。日本之所以在高科技上赶不上美国，除了内在体制外，美国作为霸主而获得霸权利益使得其居有一些日本无法相比的优势也是一大因素，比如，通过发挥霸主的特权而在许多国家掠夺了重要资源从而得到了通过正常的途径无法得到的财富，通过发行美元得到巨额的版税，冷战时期建立的大量军工业即可发展民用产品，同时军火出口也使美国获得了巨额利润等等，这些都是日本难以做到的。日本军工企业的制造技术在许多方面实际上也是世界一流，但是由于战败国这顶帽子仍没去掉，仍受制约，也就不能像欧美俄罗斯那样通过大量出售军火赚取超额利润了。中国经济在九十年代的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本陷入衰退的原因。中国与日本在九十年代前几乎是彻底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的发展使日本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但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及外资在华的扩大，中国也开始向国外出口大量物美价廉的轻工产品，中国的低成本商品涌入日本使得日本物价长期萎靡不振，中低档产业进一步受到打击，不得不加紧迁向它国。无法突破美国在高科技产业的阻击，而传统产业又受到台湾南韩中国等的强力冲击，无疑是日本经济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陷入困境的外在因素。实际上，冷战结束，全球化的纵深推进，不仅使日本，其它经济发达国家均出现低速增长之势。为了应付危机，欧美发达国家都采取了走经济一体化的策略，使自己经济的回旋余地得以扩大，如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的出现可以说是应对具体形式，对此，日本人应该见微知著，顺应时局的变化，做好自己的准备，最应该做的是无疑是及时调整外交战略，从冷战模式中走出，与亚洲邻国实现和解并将与各方关系往纵深推进，以此将自己相对他们的技术优势资金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在获得充分收益的基础上，再与欧美打拼，可想而知，处境要好的多，可惜的是，日本人的思维仍陷在旧的冷战意识之中不能自拔，不是适应时代的要求，走经济一体化之路，摆脱岛国经济的局限，而是将实现政治大国作为外交战略目标的重心，民族主义抬头，否认侵略历史的势力越来越大，对外表达的是要大声的对世界说不，逆潮流的结果是恶化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使得日本经济在遭遇危机后失却了回旋的余地，岛国经济的局限性被充分的暴露出来，经济复苏无力。二政策出现严重失误1为了克服《广场饭店协议》导致日元升值带来的经济萧条，日本曾数次降低利率，在87年2月卢浮宫协议签订后，开始实行2.5%的超低利率，低利率无疑有益于刺激经济发展，当年经济增长达4.3%，进入88年后更超过6%，从当时宏观经济形势来看，本应及时适当调高利率，但日本政府满足于高速增长之态，继续施行超低利率，到次年5月才将官定利率提为3.25%，仍是超低水平。超低利率造成信用过度膨胀，土地房产股票等资产价格暴涨，引发投机风潮，经济过热出现。由于日元升值使得日本人有了大量剩余资金，一些人乘着日本狂抄房地产的热劲也将目光投向了美国，在美国高价位大量吃进房地产、娱乐公司等，当时的气势之大仿费是要试图买下整个美国，但后来的价格暴跌使他们损失惨重。土地等价格轮番暴涨使得社会资金流向也发生了变化，用于金融投机资金反而超过用于制造业的资金。为了对付经济过热造成的泡沫化，日本政府毅然决定实行经济“硬着陆”，货币政治由扩张转为紧缩，为此大幅提升利率，控制银行放货，从89年至90年8月，短短的时间内，五次提升至6%，利率急剧提高导致股票价格下跌，为了抑制土地价格上涨，同时又采取严格控制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贷款的“总量限制”政策，也使得用于抄房产地皮的投机资金大幅减少，结果房产土地等价格出现暴跌，投资者损失巨大，据统计到92年为止，至少300万亿日元股票资产100万亿日元土地资产蒸发，大批企业破产倒闭，银行巨额贷款变成坏账死账，许多有名气的大银行自身也被逼到死角，泡沫经济崩溃使日本经济由高增长陷入了衰退之中，其情形同我国89年经济急刹车类同。为避免经济衰退而过渡实行超低利率是经济过热的原因，而为治理经济过热采取的急刹车又是将泡沫捅破，使日本经济陷入疲软的原因。可见，宏观上把握不当是日本上世纪末陷入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中国人岂能将日本发生经济衰退的主要责任推到美国人身上呢？想想看，如果日本人在当时要是像德国一样及时的调整利率，经济就不可能呈现过热之态，而对于经济过热的治理，要是像我们中国在九十年代中期采取软着陆的办法，那么给经济造成的杀伤力也就没有急刹车那样大。2经济学界以为经济的发展必导致产业同构，从而出现投资过剩，是引发经济危机的重大原因之一。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数次暴发经济危机，原因都在于此，随着战后黄金增长季节的结束，主要工业发达国家除日本外均进入困难时期，当时日本之所以能独善其身，除了其在石油危机中大力开发推广应用节能技术外成功的走出了节约型经济之外，与八十年代中国及东南亚国家兴起从而扩大了对其产品的需求有关，而没有这方面地理优势的欧美则长期陷入困境。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就在于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新的产业。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谁最先取得技术上的突破，谁就能率先突出困境。美国正是由于为突破日本等国的围困而决心发展信息等高新技术，结果率先结束困难局面，为九十年代迎来高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日本仍迷醉于自己的成功，对促使自己取得成功的技术深信不疑，而忽略了其它人由于羡慕自己的成功在努力的学习着自己，试图克隆自己，日本人以此为骄傲而不是感觉到其中的危险，当日本将精力集中在土地房产股票等投机以取得短期效益而忽略再创新从而调整经济结构保持自己与新兴国家的差距，使得自己仍然处于相对优势的时候，随着模仿者一步步的迈向成功，一步步的接近日本，日本的厄运就开始来临了。九十年代以来，设备过剩及由此而产生的投资过剩人员过剩资金过剩就成了困扰日本经济的问题所在就不难理解。3为了挽救经济，日本政府仿效三十年代的罗斯福，扩大财政赤字，大力投资公用事业，以图刺激经济发展。但是凯恩斯的办法对开发国家的无效性使得这一招非但没能将日本经济拉出水火。反而使日本国民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91年制定的“公共事业长期计划”预计投资630万亿日元，由于经济衰退使得税收逐年减少，日本政府为筹集资金走上了发行国债的道路，结果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余额在进入新世纪初即超过600万亿日元，财政危机大大加深。之所以投资数万亿美元而不能取得应有效果反而加深经济危机，就在于公共事业的建设本身不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促使新生产业发展壮大，而如前所述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结构调整的成功，在于新生产业形成气候，如果不在这方面努力，在公用事业上投资再多也是白扯；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在利用率高的城市投资改造，因为设施已经满足需求，所以再改造一遍只能使工程承包者得利，而工程本身并不能得到与投资规模相应的效益，比如将一条可以继续使用的马路毁了重修一遍，新马路与旧马路发挥的效益差别，不能取得质的提高的结果就等于说是投资没有效益，实际上等于是浪费资金；而在哪些使用率低的乡村或山区投资，大手笔投资后并不能改变其使用率低的状况，无法取得同投资相应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果一样是形成资金浪费。将几百万亿日元的资金扔进了大海里的后果是严重的，日本政府一举成为发达国家中财政最坏的国家，长期债务余额在九十年代未超过了GDP产值，为日本经济发展蒙上了重重的阴影。480年代后期推动的金融自由化，商业大额存款利率提高，高于企业发行cp利率，使非金融企业投机金融资产成了可能，企业只要将筹到的钱存入银行即可获利，结果引发许多企业进行金融投机，金融投机的资金远高于对实物的投资，是造成了金融资产泡沫化的主要原因之一。5拖延不良债权的处理，使得一些金融机构靠自身无力克服危机，结果使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加剧了经济衰退；90年代后期过低估计了泡沫经济的遗祸，过高估计日本经济恢复能力，采取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好不容易出现的景气又夭折。三体制之弊泡沫经济的发生，经济陷入衰退后迟迟不能恢复，政府政策多次失误也表明战后形成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多方面的体制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对此，一些专家们作了深入的分析。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一党长期执政造成了严重的政治腐败，官商勾结，后者向前者行赂，前者在政策上，资金分配上为后者提供服务，结果大大影响了公平竞争，使得资金资源不能实现最优的分配，无法得到最大的效益；奉行金钱政治，有理无钱莫进政治大门，结果许多议员官员或是子承父业，世代显绅高官，或是巨贾富商做靠山，真正的有作为的精英分子反而被拒之门外，这无疑不利于政府实现最佳政治效益，决策失误频频在所难免；长期执政使得部分官僚反而掌握了实际权力，而对人民负责的政治官员成了摆设，傀儡，官僚控制官员的结果是对人民负责、人民“信任”的官员不能履行实际权力去做人民需要做的事，而不对人民负责却控制权力的官僚一边为维护即是利益阻挠改革，一边进行私下的钱权交易，为不法分子提供不法利益；一党独大，反对党势力不足也使得政治竞争力不足，议员们争争吵吵，执行者的官员们却是积极性不高，活力不足；中央集权致使地方权力过小，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等等。金融体制的主要弊端：与我国现在的国有银行一样，实行行政管理（大藏省对财政金融实行一体化护卫舰队式管理），不论国营民营、经营好坏都受其保护，结果市场机制无法发挥出来，各银行间缺乏应有的竞争，一些银行不良贷款项目严重，死账呆账巨大；严格行政管理导致官商勾结，一些民间金融机构向管理人员行赂，打通关节、躲避金融检查，获取特殊利益；阻碍金融市场国际化，结果使得日本金融业与欧美国家的金融业差距拉大；银行参股企业，拥有大量企业股票，结果不得不根据企业的要求扩大贷款，在企业倒闭时，损失巨大；如此等等。`企业经营体制的主要弊端：战后日本实行的是对外扩大出口而对内进行市场保护的策略，这使得日本长期以来享有巨额外贸顺差，为日经济高速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对内实行保护的结果不免就使得国内许多企业弱质化，竞争力严重不足；企业内部搞铁饭碗，铁交椅，实行终身雇用，企业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职工人数和专业结构，考核激励机制是年功序列制，严重妨碍了职工个人间的竞争，影响了优秀人才的成长，企业缺乏应有的生机与活力；在日本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企业盛行大而全，小企业也要寄靠在大企业的旗下，结果丧失了自主性，大企业触礁，小工厂也跟着翻船；同我国现在的股份企业一样，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企业透明度底，决策效率低，经常发生大股东欺诈小股东的事，企业信用在系列丑闻暴光后大大降低，筹资变得困难；企业间互持股票，搞关联交易，这减少了交易费用，但也弱化了市场的竞争机制，不利于资源的优化分配，不利于激发企业的创新精神。创新不足使得日本结构调整缓慢，在高科技竞争中大大落后于欧美，在某些方面甚而还不如韩国、台湾，于是日本传统产业生产出的产品严重过剩，而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一片红火，在99年上升为第一大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两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日本传统的经济体制对日本经济发展的严重束缚，日本经济要取得突破，必须对其进行冼心革面的大改革。此外同中国一样的搞满堂灌制造标准化人才而短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教育体制、僵化的医疗保障体制，不公平不体现多劳多得的税制、缺乏有效监督、使用效益不佳的财政投资融资体制乃至司法体制、人口政策等等多个方面均被认为有严重弊端，此外，保护过渡导致国际化程度不够，国外优秀人才，资金难以进入，也被认为是不利于日本经济发展的因素。这些都被纳入了改革的范畴之中。由上述可见，日本之所以在上世纪末发生严重经济衰退即在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又有传统体制的不适应，更主要的在于日本人自己的主观失误，如果追究责任，主要责任当然在于自己，怨不了别人，因此我们中国人以后不要再替日本人将一切过错都记到老美的《广场饭店协议》头上，往老美身上泼脏水。否则，引以为戒将其当作了实际行动的反面参照物，那么结果很可能的将中国的货币改革误导入另一个错误的道路上，而这无疑是一个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参考资料：
http://hi.baidu.com/mjxkj/blog/item/58114555ece4ddc7b645ae45.html
你让写原因这个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找了份比较好的材料给你希望能帮到你把！
成因：日本国内外的投资者（包括日本的银行和各种对冲基金）利用外汇套利交易在东南亚国家大进大出,成为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日元套利交易的本质是：以非常低的利息借入日元，投资于美元或者泰铢，以获得较日元更高的利息。如果日元对美元贬值，那么就能获得双重收益：利差收益和汇兑收益。
为防止出现通货紧缩，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央行奉行低利率政策。这对于那些想参与外汇套利交易的人而言无异于天赐良机。1995年到1998年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和日本银行目标利率间的利差大约为5％，而当时流向东南亚地区的日元海外贷款粗略估算有2600亿美元。这意味着，日元外汇套利交易的平均利差收益约为每年130亿美元，三年就是390亿美元。而同期，日元相对美元贬值了近一半，这样2600亿美元的海外贷款的平均汇兑收益为1300亿美元。保守估计，三年中日元套利交易的投资者获得了1690亿美元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这些巨大的数字告诉我们，短期套利投资者能够从日本抽出资本，投向新兴市场，最终获得丰厚利润。可以说，资本从日本向其东南亚邻国的流动，以及这些新兴市场本身的吸引力，共同造就了1997年以前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泡沫。
由于日元资本大量流入东南亚国家，新兴市场存在“双重错配”（doublemismatch）的致命隐患。其一是东南亚市场“短期借入，长期投资”错配，其二是“贷外汇（美元或者日元），投资本国货币”的错配。也就是说，有一个坏的贷款人，也有一个坏的借款人，双边都有错。亚洲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在于东南亚国家没有好的国家风险管理，而日本的银行基于自身的原因，从这个地区撤贷导致东南亚地区大部分资本外流，却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日本银行业由于国内巨额不良贷款碰到了大麻烦。问题在1995年3月开始显现。当时，东京的两个信用合作社暴露了超过10亿美元的坏账，其中大部分是对房地产公司的贷款。而这些非常脆弱的地区性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又通过“主银行制度”同大的“主银行”联系起来。小银行破产时，大银行也开始遭殃。日本经济和日元汇率在1996年到1997年的下跌，对整个银行体系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日本银行业50％的资本是二级资本，主要包括股票投资组合的未实现价值，因此他们要承受两种相反的压力。一方面，由于经济放缓、外国投资者由于日元走弱而撤资，股价在1996到1997年间下跌；另一方面，弱势日元将美元贷款的日元价值提高了。这两方面因素都减弱了日本的银行达到8％资本充足率的能力。
要达到资本充足率要求，当时惟一的办法就是减少海外贷款。野村综合研究所估计，如果日元兑美元维持在140比1的水平、股市维持在15000点，那么日本的银行需要减少5.6万亿日元的贷款。这相当于日本GDP的11％。如果不削减国内贷款，只有大量削减在国外的贷款。
1997年11月，北海道Takushoshu银行倒闭。这是日本第一宗严重的银行破产事件。这家银行的破产并不是源于对东南亚的贷款，但此后日本银行业便加快了从东南亚回收的速度。日本的银行与泰国的银行差不多同时破产，并非巧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1996年到1999年间，日本银行在五个发生危机的国家减少了474亿美元贷款，1995年到1999年间，在东南亚地区总共减少1925亿美元贷款（大部分在新加坡和香港）。正是日本银行的撤贷，制造了东南亚的急剧信用紧缩，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极为深刻。日本鼓励资本外流，以防止国内发生进一步的通货紧缩，也防止对日元过度高估。而对冲基金和其它短期套利投资者乐于利用日元进行外汇套利交易。最重要的是，发生危机的国家在之前乐于从外国直接投资、组合投资、政府贷款中接受资本流入，根本没有意识到其中潜藏的巨大风险。
甚至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是将东南亚按照国家进行分析，而没有看到东南亚国家与日本的内在经济关系。新兴市场承担了一次危机的代价，才开始懂得国家风险管理的重要性——要从整个国家的高度来看待风险，而不只是仅仅站在一个部门或者行业的层面进行分析。
事实上，华盛顿当时的观点是，危机应当归咎于发生危机国家自身的失败，而不是地区性的银行撤贷。这一观点看不准问题的实质，下的药就必然无效。
文章至此，日本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源头之一已非常清楚：作为亚洲最大经济体，日本试图摆脱通货紧缩的努力导致了东亚经济泡沫的产生，其对银行海外贷款的撤回则使亚洲经济陷入严重衰退。
日本经济自身的祸根，则在1985年“广场协议”强制日元升值时已经种下。日本在自身经济失衡、尚未做好升值准备的时候，仓促地使日元升值，造成了随后15年的经济衰退。日本高效的贸易部门（制造业）可以在日元升值后仍旧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但是受政府保护而效率低下的非贸易部门（金融、服务、房地产部门）则无法应对流动性过剩带来的经济泡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