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论》
“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要说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塞缪尔·亨廷顿
一、倍受争议的亨廷顿
塞缪尔·亨廷顿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物。和他接触过的人总爱用“腼腆”、“学究气”、“不善言辞”这类语言形容他，而读过他书的人却会发现另一个亨廷顿，他思想犀利、咄咄逼人、似乎总想挑起争论。
塞缪尔·亨廷顿1927年出生于纽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他的外祖父是当时美国颇有名气的“掏粪刊物”（专门揭发政界、商界丑闻内幕的杂志）《麦克卢尔》的合作编辑。亨廷顿很早便显示出了自己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才华，他16岁考入耶鲁大学，两年半之后因为“成绩特优”而提前毕业。随后他在美国陆军服了一段时间兵役，接着又从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在1950年，年仅23岁的亨廷顿又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便留校任教。
1957年，刚到而立之年的亨廷顿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士兵与国家》。在这本书的第一篇书评当中，批评家就指责这本书有军事主义色彩，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口号。在60年代，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
尽管在亨廷顿的同学之中有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政界名流，他的学生之中也不乏福山、扎卡里亚这样的当代精英，但是他本人却不愿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人们很难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看到亨廷顿的身影，他不是那种“媒体学者”，他的学术声誉是靠着17本著作和一系列论文建立起来的。他毫无疑问是学术界的圈内人，他曾经出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但是他在写作的时候却宁可把自己当成一个圈外人，故意以一种刺激那些最终会评判自己著作的专家们的方式讨论问题。亨廷顿曾经说，“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是一回事。”而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最为著名、最有争议的莫过于那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了。亨廷顿在这本书以及一系列相关的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冷战后的世界将以“文明”划线，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这无疑是一种观察国际政治现象的新“范式”。
二、亨廷顿的范式观
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指出，当旧的范式日益无法解释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的时候，能用更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说明那些事实的范式就取代了它，而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过程就是思想和科学进步的过程。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但它不必要，事实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实。从一定意义上说，所谓范式就像一张地图。只有在地图的引领下，人们才能穿过未知的地区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但是地图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标注出地面上的所有景物，它必然有所取舍，但是只要它能够最简单明确地帮助路人到达目的地就是好地图。一个好的范式应该：1、理顺和总结现实；2、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3、预期未来的发展；4、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来；5、帮助人们弄清应该选择那条道路来实现目标。
在亨廷顿看来，自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的40多年来，支配大多数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关于世界事务的“冷战范式”。这一范式简单明了又非常实用。诚然，它无法解释这段时期内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有时还会发生一些偏离这一范式的重大事件，比如中苏关系的破裂。但是，作为思考全球政治的简单模式，它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更能说明最重要的现象，这一范式被普遍接受，并且整整影响了两代人关于世界政治的看法。然而冷战的结束使过去那张有效的地图变得过时了。需要为国际政治绘制一幅新的地图，这份地图既描绘出了现实，又把现实简化到能够很好的服务于认清国际政治的目的。
事实上，冷战后的确有不少人提出了理解国际政治的新范式。亨廷顿把这些范式归纳为四类。第一类是所谓“一个世界”的范式，亦即民主和平论。这一范式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政治中重大冲突的结束和相对和谐的出现。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命题，他认为人类意识形态演进到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划上了句号，作为人类征服最终形式的西方民主制度将在世界范围内普及。重大的全球冲突已经结束，重大的思想斗争也已经结束，未来人们要面临的仅仅是琐碎的经济和技术问题。第二个范式是“两个世界”的范式。冷战的结束虽然终结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的对抗，但是从很多角度看世界仍然分为两部分。从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看可以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可以分为北方和南方；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来说，可以分为高度稳定的“和平区”和动荡不安的“战争区”。第三种范式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安全，国家总是试图尽量扩大自己的权力。冷战后世界中各国的利益和行为仍然可以按照这一范式来理解。第四种范式宣扬世界进入了完全混乱的状态。一些学者的论文和专著的题目就颇有代表性，比如卡普兰的长篇论文《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布热津斯基的《大失控与大混乱》、莫伊尼汉的《大混乱》等等。这一范式强调，国家正在弱化，冷战后的世界上出现了大量的“失败国家”。政府权威的崩溃、国家的分裂、部落、种族和宗教冲突的加剧、跨国犯罪组织的出现、难民的激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的泛滥、种族清洗的盛行都为这一范式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亨廷顿认为以上四种范式虽然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都存在着重大缺陷。“一个世界”的范式所强调的世界中的整合力量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文明的力量对这种整合力量的抵抗仍然不可忽视；诚如“两个世界”的范式所言，世界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一分为二的，主要的区别存在于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非西方文明之间，但是无论如何，并不存在一个作为统一体的非西方文明；现实主义的范式正确指出了国家仍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这一范式过于强调了国际关系的连续性而忽略了它的变化，没有看到国家的利益、各国的联合与冲突正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大混乱”的范式正确指出了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它没有看到给世界的稳定带来最大危险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和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
因此，亨廷顿提出了自己的范式，即文明的范式。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区别，而是文化的区别。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它们的行为仍像过去一样受到对权力和财富追求的影响，但也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有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
一方面，亨廷顿对自己提出的文明的范式相当自信，他认为这一范式为理解20世纪结束之际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但又不过于简单的地图。范式应该能够导出预测，对范式有效性的检验可以通过对不同范式导出的预测的准确性加以对比来进行。亨廷顿认为文明的范式能比其他范式更加准确的预测冷战后国际事态的重大发展。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任何范式都不可能永远有效。早晚有一天，文明的范式必将像冷战的范式一样被新范式取代。
三、文明力量的消长以及文明秩序的形成
一部人类的历史就一部文明的历史。探索文明的起源、形成、兴起、相互作用、成就、衰落和消亡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究竟什么是文明？在这个问题上，迄今并没有共识。亨廷顿所讲的文明有五大性质。一是文明的多元性质。亨廷顿对这一点极为强调，并把它作为全书立论的一个基础。对许多人而言，文明是相对“野蛮”而言的，因此文明是一种普遍性的标准，它只能是一元的。亨廷顿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存在着许多种文明，它们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文明化了。二是文明的形而上性质。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伟大宗教。三是文明的包容性。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是对人对最高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例如，一个罗马居民可能以不同的强度把自己定为罗马人、意大利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图、欧洲人和西方人。他所属的文明是他与之强烈认同的最大认同范围。文明是最大的“我们”。亨廷顿的这个观点其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的“华夷之辨”颇有相似之处。四是文明的长期性。文明总有终结，但又生存得极为长久，他们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五是文明的超政治性。既然文明主要以宗教来划界，那么它就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一个文明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政治单位。
亨廷顿认为当代世界有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或许还要加上一个非洲文明。近代以前各个文明的交往是分散而有限的。自16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开始对所有其他文明进行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面的冲击。但是西方赢得世界并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与非西方确立了控制——从属关系，而在西方社会内部发展出了较为平等的国际体系。这个历史进程到20世纪中后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西方的扩张终结了，对西方的反抗开始了。其次，国际体系超越了西方，成为多文明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步入了第三个历史阶段，它比第一个阶段更为频繁和紧张，又比第二个阶段更为平等和互惠。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各个文明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20世纪末，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的权力呈现出两幅画面。第一幅是西方处于压倒一切的、成功的、几乎是完全的支配地位。苏联的瓦解消除了西方唯一最强劲的挑战者。西方是唯一在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拥有实质利益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第二幅图画则暗淡得多，西方越来越关注其内部问题和需求，因为它面临着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停止、失业、巨大的政府赤字、职业道德下降、储蓄率的等问题。而其他文明正在悄然崛起。亨廷顿认为这两幅图画描绘的都是现实。但是他仍然认定文明间的均势正在发生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性的变化。西方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正在并将继续衰落。这一过程有三个特征：首先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西方权力的上升历时400年之久，它的衰退可能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其次，这一过程不是直线型的。西方文明有西欧和美国两个力量中心。西欧部分的衰落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然而美国在20世纪中期取得了世界霸权地位暂时扭转了这一态势，现在作为整体的西方文明正面临再次衰落。第三，这一过程是由权力的相对性决定的。与其他文明相比，西方文明在其领土人口、经济产值、军事能力等权力资源方面都开始下降了。
与此同时，非西方文明中的两股潮流引人注目。一股是拒绝西方文明价值观的本土化的潮流，另一股则是宗教复兴的潮流。在这两股潮流中脱颖而出的亚洲和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文明构成了重大的挑战。东亚的经济发展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以此为契机，东亚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自信态度。主要表现为：亚洲人相信东亚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很快在经济上超过西方，因此与西方相比它在世界事务中将越来越有力；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于文化上和社会上颓废的西方文化；尽管东亚人意识到亚洲各社会和文明之间的差异，但他们仍认为存在着重要的共性；东亚人为，亚洲的发展和亚洲价值观是其他非西方社会努力赶超西方时应仿效的模式，西方也应该用它自我更新。伊斯兰文明对西方作出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宗教复兴运动的兴起来实现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既是对现代化的接受，又是对西方化的排斥。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强化伊斯兰教对社会生活的规范。它的最大动力来自于伊斯兰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亨廷顿指出，在未来若干年里，穆斯林人口中的年轻人将多得不成比例，而且这些人大多是城市人口并至少受过中等教育。人口增长与社会流动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将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首先，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已经深深地打上了青年的印记；人口构成的变化还将加剧伊斯兰社会内部的紧张状态；最后，持续增长的伊斯兰人口将对伊斯兰周围的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构成巨大的移民压力。总之，亨廷顿把亚洲经济的发展和伊斯兰世界人口的增长都看作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不稳定力量，这是他关于文明的冲突这一推论的重要理论前提。
随着文明力量的消长以及冷战的结束，全球爆发了认同危机，人们都面临着“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这一类认同问题。全球政治正沿着文明的界线重构。在冷战时期，各国作为盟国、卫星国、仆从国、中立国或不结盟国家，而与两个超级大国相联系。在冷战后的世界，各国作为成员国、核心国家、孤独国家、分裂国家和无所适从的国家而与各文明相联系。文明的成员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完全认同一种文明的国家。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在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例如美国、俄罗斯、中国正在分别成为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当文明缺少核心国家的时候，在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伊斯兰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目前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而这也正是非洲和伊斯兰世界内部动荡不安的一个主要原因。所谓孤独国家是那些在文化上缺乏与其他社会共同性的国家。最重要的孤独国家莫过于日本，它的文化极为特殊，而且它没有包含一种可以输出到其他社会并据此与其他社会人民建立文化联系的普世宗教或意识形态。孤独国家在未来以文明划线世界的作用将大受限制。分裂国家是那些一个国家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明集团的国家，例如前南斯拉夫（基督教部分、东正教部分、穆斯林部分）、苏丹（基督教部分、穆斯林部分）、尼日利亚（基督教部分、穆斯林部分）、印度（印度教部分、穆斯林部分）等等。无所适从的国家是那些属于某种单一文明但其领导人却想要把它转为另一种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俄罗斯、墨西哥都是典型的例子，它们分别属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但其领导人却一心想把这些国家改造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迄今为止这种努力并没有受到多大成效。
四、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文明观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在以文明划界的世界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冲突将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展开，特别是将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展开。这又可以分为三类情况：西方与挑战者文明的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并经常出现严重的对抗；西方与属于较弱文明的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冲突则要轻得多；西方与俄罗斯、日本、印度的关系则可能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同时具有合作和冲突的因素。在亨廷顿看来，造成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冲突的原因是“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具体说来，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以及中国的冲突将围绕武器扩散、人权和民主以及移民三个领域而展开。发展一流的常规军事能力需要时间、努力和资金，这就强有力地促使非西方国家寻求以其他方式来对抗西方的常规军事力量。达到这一目的的捷径就是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那些渴望在区域内起支配作用的国家特别强烈的希望得到这些武器。亨廷顿认为，在武器扩散问题上存在一个儒教——伊斯兰教联盟。而中国在向伊斯兰国家转让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方面起了主导作用。西方基于维护自己霸权利益的考虑，竭力遏制向非西方文明的武器扩散势头。亨廷顿认为西方的这一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在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中，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权力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分散的一个主要表现。西方在民主和人权问题提上表现出了一定的虚伪性，而亚洲的经济增长和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复兴运动使得这两个文明对西方的说教嗤之以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主化浪潮在那些受西方和基督教影响强大的国家最为成功，在其他文明的国家内则乏善可陈。此外，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持一种虚伪的态度：它支持沙特等专制政权，对民主化程度高得多的伊朗却竭力遏制；在人权问题上，亚洲和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价值标准并不完全接受，西方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人权的努力前景也很暗淡。从16世纪到20世纪的漫长时间里，西方人口的向外移民是西方崛起的最重要标准之一。然而到20世纪末，进入西方国家的移民人数已接近了19世纪西方外移人口的绝对数字。西方国家面临着口前的移民压力，因此西方对移民问题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逆转，由原先赞同甚至鼓励移民变为反对移民。欧洲的移民主要来自伊斯兰世界而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墨西哥。在移民问题上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以及拉丁美洲（在较小程度上）将会产生新的对立冲突。此外，大量涌入的穆斯林和墨西哥移民还有可能使欧洲和美国的社会面临分裂的危险。作为一个西方文明的卫道士，亨廷顿对西方的处境深感忧虑，他为西方提出的对策是，首先要加强西方文明自身的团结，特别是美欧之间的团结，不给挑战者以分化西方的机会；其次，要善于利用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再次，还要在各个非西方文明中分清主要对手和合作伙伴，团结大多数，鼓励和打击一小撮。
文明的冲突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断层线冲突，它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想在废墟中建立起新国家的不同文明集团之间。断层线冲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特别普遍。二是发生在全球宏观层面上的不同文明的核心国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涉及的是国际政治中的典型问题，包括：1、对全球发展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影响力问题；2、相对军事权力问题，主要体现在核不扩散、军控、军备领域；3、经济权力和福利问题，主要体现在贸易、投资等领域；4、对人口的控制问题，包括保护本文明的人民和歧视另一文明的人民；5、价值观念和文化冲突。
在分析断层线冲突的时候，亨廷顿使用了“血腥的伊斯兰边界”这个词汇，这可能是他这本著作中遭到批评最多的地方。但是亨廷顿为自己的观点辩解说，穆斯林只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是在90年代，他们比起它任何文明的人都更多地卷入了集团之间的暴力冲突，这方面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亨廷顿认为“穆斯林的好战倾向”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教从创建之日起就是一个好战的宗教，在穆斯林的教义和实践中没有非暴力的概念。伊斯兰教在从其发源地阿拉伯半岛向世界各地传播的路线主要是通过陆上进行的，这也造成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经常的、持续的紧张冲突。另外，伊斯兰教是一种绝对的一神教，而且强调政教合一，因此伊斯兰教缺乏宽容精神也是冲突的一个根源。从政治上看，西方推行帝国主义和穆斯林在19、20世纪的屈从地位，促使非穆斯林将穆斯林是为进攻的目标。而伊斯兰世界中缺乏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核心国家，是伊斯兰世界与外部冲突不断的又一重要原因。从人口上看，伊斯兰社会的人口爆炸，以及大量青壮年失业者的存在，也是造成伊斯兰暴力倾向的重要原因。
依据国家和集团介入断层线冲突的程度不同，断层线冲突可分为三个层次。在第一层次上，是那些实际上彼此冲突的各方，它们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地方集团。第二层次的参与者通常是与主要交战方相关的国家。在第三层次上是远离实际战斗但是与参与者有着文明上的联系的国家，它们往往是各个文明的核心国家。例如，冷战后俄罗斯是车臣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塔吉克斯坦冲突的第二层次参与者，前南斯拉夫战争的第三层次参与者。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提供的支持对与战争的进行至关重要，它们的制约对制止战争也至关重要。没有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战争比起其他战争来说扩大的可能性要小，但也更难终止，属于缺少核心国家的文明的集团间战争也是如此。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地爆发，断层线上的和平却要自上而下地慢慢推动。
核心国家不大可能相互直接使用武力，但是如果地区集团之间的断层线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将使核心国家卷入。此外，全球范围内文明间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也有可能导致核心国家间的战争。亨廷顿从西方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兴起和衰落国家之间的“霸权战争史”这一经验推论道，中国的崛起可能引起文明之间的五专冲突。，另一方面，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西方仍是西方，这两个为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在未来将继续决定它们的关系。亨廷顿指出，伊斯兰世界和西方自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文明间的准战争。这场准战争有三个特点，首先，它不是整个伊斯兰与整个西方的争斗，而是两个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朗、苏丹），三个非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各类伊斯兰组织，在沙特阿拉伯等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财政支持下，与美国，有时还与英国、法国、其它西方国家和集团，以及与以色列和一般犹太人之间的争斗；其次，它们之间的争斗，除了海湾战争之外，都是靠有限的手段进行的。在这场准战争中，双方都在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弱点。从军事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恐怖主义对空军的战争；第三，暴力冲突虽在继续，但并非连续不断的。然而，准战争仍然是战争。对西方来说，根本的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伊斯兰这个异质文明本身。
在分析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与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时，亨廷顿沿袭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思路。他认为美中冲突一方面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但也涉及到权力的根本问题。中国不愿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美国也无法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或霸权。两百多年来，美国一直试图阻止在欧洲出现一个绝对主导地位的大国，先在它在东亚也试图这样做。为了这一目的美国曾打了两场世界大战和一场冷战。亨廷顿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中国崛起的势头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美国应该怎样应对中国的崛起？亨廷顿提出了两个选择方案。一个是均势的办法，就是联合日本等国家对中国进行遏制，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一战。这种办法是一种将会导致冲突的办法，而且它的成功与否还要看日本的作用。另一个是搭车的办法。就是要美国放弃自己的普世主义，心甘情愿地眼见自己决定亚太事务的能力下降。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确保亚洲的和平，但却意味着美国霸权的丧失。与此同时，亨廷顿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大可能会导致中国文明性质的改变，西方对这一点不应有太多幻想。
最后，亨廷顿认为一个反对西方的伊斯兰——儒教联盟已经出露端倪，西方的当务之急是团结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并且拉拢住俄罗斯、日本、印度这三个摇摆文明的核心国家，不让它们导向自己的对手一边。对西方文明自身而言，当务之急有两件事情。一是摒弃流行在国内的文化多元主义，保持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和纯洁性；二是在世界范围内摒弃西方过去的普世主义观念，承认西方文明只是多文明世界中的一员，在首先承认全球多元文明的基础上去寻找各个文明的共性，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