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有关等繁体字与简体字
汉字简化的经验教训
汉字的简化方案虽然颁行在五十年代，但它的起源却可寻溯到百余年前，当时在对封建制度的一片鞭挞声中，古老的汉字也首当其冲，被当作封建文化的化身成了批判对象。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汉字简化，就注定了人们对汉字是抱有偏颇的看法，汉字简化仅仅是被作为汉字拼音化这一长远进程中的一部分。在汉字简化中，人们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将其与拼音化、拉丁化接轨，而不是如何设法保持汉字的表意功能。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潜在心态。
但是尽管是在这种心态支配下，汉字简化工作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我们的文字工作者仍然对汉字简化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终于使简化运动能够沿着汉字自身的规律较平稳地运行，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当然，在简化汉字过程中，由于时代的局限，不少地方显然考虑欠周，最突出地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1.对汉字作了过于简省的压缩，降低了汉字字形原有的形体辨析功能，从根本上动摇了汉字表意功能的基础，破坏了字形显义的传统，使汉字沦为一种纯记号性质的形体，传统汉字中那些完整的理据变得淡化了。
2.当年首要考虑的是如何压缩汉字的笔画和数量，能简化能合并的就尽量简化合并，尤其是采用同音代替法合并了不少字，殊不知同音代替的直接后果是破坏了字形与音义一对一的天然关系，这给日后的汉字学习与应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是汉字简化中最大的败笔。
4.1 汉字的简化和繁化应相辅相成
文字职能的发挥，是由两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合成的，这就是书写与认读。就认读而言，人们总希望符号形象，易于识别；就书写而言，人们又是希望符号简单，便于描摹。在“易写”与“易识”两者的交互矛盾中，人们既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字符的构件和笔画，又要保证必要的表意性和区别度。
我们的汉字是源于古老象形文字(即图画文字)，是一种冗余度极高的文字。为了易学易用，自古以来人们就采取了减少其线条或笔画，简省其构字部件的办法去改造它们，所以趋简是文字变化的主要倾向。但趋简只是现象，是规律作用的结果，而不是规律自身。在既成文字中，尽管简化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也是有限度的，简化到字形产生混淆的时候，区别律就会出来干预，就会出现繁化现象。所以必要的繁化绝不是文字演变中的“逆流”。
在汉字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为了书写快捷与记忆方便，我们有必要使构形简化，让笔画减少，甚至不惜因此破坏文字的结构。但另一方面，为了改进文字的表意、表音功能，强化表意性与增加区别度，又不惜使构形加繁、让笔画增多。所以字形的简化是不可或缺的，字形的繁化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从汉字繁化与简化的最基本动机来说，两者都是为了提高汉字的使用效率，为了在交际使用中能够做到快速准确便捷。
“简”和“繁”本来就是汉字演变过程中始终要注意调整的一对矛盾。简化以便于应用，繁化以便于区别；简化只能是保持区别的简化，区别也应该是在最大限度简化基础上的区别。
文字演进，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求区别、求简易的过程。求区别是为了提高文字表达的准确率，求简易是为了提高文字使用的效率。个别字形的演进是如此，文字体系的变革也是如此。只有使其既合于区别律的要求又符合简易律的需要，使其达到“易学、易记、易用”三者和谐统一的完美境界，才能出现稳定的文字。
纵观几千年汉字发展史，汉字字形的繁化和简化一直是相随伴生又相互制约的。繁化是为了增加字体的区别度，它作用于人们感觉途径的主要是视觉。简化则是为了尽量方便地进行书写，节省书写的时间，它在不妨碍有效阅读，保证汉字字形能进行有效区别的前提下，尽量做到字形的简化。
要解决好这对矛盾，我们应该认真分析汉字的繁化与简化给汉字语言功能变化带来的影响，认识到所谓的繁化、简化都是汉字在自身运行中所具有的一种调节机制。它们都有一个活动的度，只有将这个度处理好了，将它们的长处尽量发挥出来，把短处尽量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中，才有可能使汉字的字形结构有效地为汉语服务。
以字形结构的增多，笔画的繁复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汉字繁化所具有的语言功能，主要体现在提高汉字的书面表达能力，增加汉语书面词语的清晰度和区别度，尽量做到使汉字与词语产生一对一的关系。也就是说，汉字繁化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增强汉字字形区别词语的作用，从视觉上尽量将词语的特征反映出来，使原来可能是很相近的两个字或词变得有一定的视觉距离，成为清晰可辨的两个书面词语。将汉字繁化概括为“易读”功能，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
汉字简化的语言功能则与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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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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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精简字数其结果得不偿失
据统计，人们如掌握了3800个汉字，就能阅读一般书刊内容的99.9％；如掌握了5200个汉字，就能阅读一般书刊内容的99.99％。另据统计，4990 个汉字就构成了《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几乎所有的词。大致可以说，现在汉字的使用数量是五六千，而一般知识分子所掌握的字数只不过三四千。
从汉代到现代，汉字使用的数量似乎并没有显著的变化，一直徘徊在五六千左右。在这3000多年里，新字不断产生，但旧字也不断消亡。一般说来，时代越晚，新词增得越快。但由于复合词在汉语里越来越占优势，音译外来词又大多用假借字记录，所以尽管新词不断涌现，但汉字的数量仍然一直保持比较稳定。
人们往往宁肯忍受字量的增加，也要追求用词达意，记录准确。在这个意义上，字量的增加是表意汉字发展的表现，是汉字的进步。把字量增加说成是绝对的坏事，那是拘于一隅，囿于成见的看法。
缩减用字，尤其是缩减日常用字，显然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要做到按照汉字发展规律科学地压缩通用字数，在压缩字数的同时既不影响书面的记录交际，又不增添麻烦，这却是十分困难的。
现代的正字不仅要求在字形上的统一，还要求在字量上的统一，要求作到“字有定形，字有定数”，不仅需要稳定字数，还需要缩减字数。
汉字简化和汉字归并属于整理、规范汉字中的两个不同范畴，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汉字在它的自身演变中有相关的两种趋向，这就是数量上的增多和结构上的加繁。现代的精简汉字就是针对汉字历史上这两个趋势的。“简化”汉字是针对汉字结构上的笔画繁多，“整理”异体则是针对汉字的通用字数量过多。
4.3 过分精简笔画无疑是短期行为
在汉字发展史上，字形的变化往往受到应用工具的制约。殷商的甲骨文，是用刀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所以笔画单瘦方直；周代的金文，是范铸在青铜或其他金属上的，所以笔画圆润匀称。甲骨文和金文的共同特点是笔画粗细如一，不能撇捺。从汉代开始，由笔画构成的、以基本字符及其各种组合为构字法的隶书，为了摆脱古文字的象形性质以便书写，破坏或削弱了很多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破坏了一部分字的结构，这是不得已的，也是值得的，因为古文字实在太难写了。由古文字演变为隶书，是最重要的一次字形简化。这次隶化使带有图绘性质的象形字符变成了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组成的字符，大大方便了汉字的学习和书写，极大地提高了汉字的使用效率和社会效能。
由汉至清，盛行隶书和楷书，它们的特点是笔道丰富，能为撇捺，字幅整齐。在古文字演变为隶书的过程里，仅仅为了减少一些笔画而去破坏文字结构的情况并不多见。更何况在比隶书更便于书写的楷书早已形成并趋成熟的时代，如果仅为了减少一些笔画而去打乱某一组字的系统性，这样做是不是必要，是不是值得，就值得商讨了。
在五十年代，由于把文字改革工作简单化，忽视了对汉字和文字改革基础理论的研究，对汉字的性质、特点、功能、历史发展、应用情况，以及与其他学科如语言学、心理学、生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信息学等的相互关系，都缺少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的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对简化汉字存在着片面的认识，当时将音素化拼音文字奉为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认为汉字非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不可。在制定文字政策时，把改革汉字当做中心任务，而把改进汉字放到了次要的地位，把它当成在实行拼音化以前的过渡办法，只是为了“目前的应用”，最终将废弃汉字，使用拼音文字。
就在所谓“简化是汉字发展规律”的理论指导下，产生了少一笔总比多一笔强，凡是简的就是好的倾向，产生了汉字要一律简化，不断简化的思想。1960年发布的关于“现有的汉字还必须简化一批，使每一个字尽可能不到10笔或不超过10笔，尽可能简单明了，使难学难认难记、容易写错认错记错的字逐渐淘汰”的指示就反映了这种思想。就因为当时是以“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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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形声结构是汉字的发展方向
汉字发展到小篆，各部件已经是直接作意义的载体而不需要借助物象的启示了。经过隶书的改造，独体字形大都丧失了表意作用，成了所谓“不象形的象形字”，即成了记号字，而一部分图绘意味较浓的合体字的构造也遭到了破坏。但是，由常见的成字偏旁所组成的合体表意字和形声字，它们的结构几乎全都没有遭到破坏。由隶变楷，笔画的个性特征更加显著，也更便于书写。隶书与楷书比起小篆来又有了进一步简化的条件，这是因为隶、楷通行的时代，汉语已经从单音派生造词发展为双音合成造词，而且双音词两个词素之间也有互相标识和限制作用，人们对字形显示意义的要求相对降低，过去那些为了增加表意度与区别度而让形体趋繁的现象得到了根本的控制，所以隶书、楷书虽进一步简化却无损于汉字的表意特征。
形声化是汉字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当汉字转化为以形声字为主体的构形系统后，体现在形声字形体上的分类、示源、表音三种功能，使汉字字形所显示的音、义信息容量加大，表义与别词性能增强。
因为从组成形声字结构的那些具有表音表义两重性能的独体字，承担了基础构件的职责。有了这批基础构件，可以再行拼合构成一批合体会意字。
这时候，人们对造字理据的追求更概括了，它不再凭着个体形符的象物象事性来表意，而是先有了一批形音义结合的独体成字构件，再利用它们进行二度拼合或三度拼合。构件成为音与义的载体，把音和义的信息带进合体字，而构件由于不再需要象物性的暗示，形位的简化已不影响它的表义功能。构形的简化便有了充分的条件，从而使汉字整体系统的简化得以实现。
再说，在形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声符是由源字转化而来的，所以，这部分声符的示源作用还相当显著，这些示源声符不但可以标音，而且可以表义，还具有显示词义特点的作用。在这类形声字中，义符的分类作用与声符的示源作用相结合，使形声字的表意性更为丰满，与近似字的区别度更高。例如，我们可以根据“伦”与“论”的义符不同，确定前者属人际关系范畴，后者属言语行为范畴。又可以根据“论”与“语”的示源声符的不同，确定前者强调言语有条理而后者强调言语有对话者。
例如，小篆的“心”字还保留着心脏形象，隶书大部分把它放在合体字的左侧，而且竖起来，楷书则改作“忄”，完全脱离了原形，但它已与心脏这个意义发生了不可分的联系，人们见“忄”而知“心”，“忄”仍可表心脏之义；又如“日”已不像太阳，但仍可表太阳之义；“虎”字不必画全，只有“虍”形，也可将老虎的信息带进由它组合的字中；“屋”字只写“尸”形，并不妨碍“层、屏”等字内含房屋的信息。
4.5 汉字的正体和简体应互存共容
从隶书成为社会通用字体算起，两千年来，华夏民族一直是以繁体字系统为正体。繁体字是汉字家族的嫡系，是华夏民族的瑰宝，也是人类智慧的奇迹。文化是不容割断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俗体、通体、正体构成了社会用字整体。五十年代简化汉字，实际上主要是调整了一些字的正俗位置。现在使用的2235个简化字和被代替的2260个繁体字以及其余无简繁关系的五万多传承字，构成了中国汉字的完整体系。去掉简体，或去掉繁体，这个体系就不完整，就会受到破坏。
中国大陆推行的识字方法是: 以“简化字”为“正体”，以繁体为“旧体”，小学生只学简体，不学繁体，中学以上的学生，可以根据需要，学习或多或少的繁体。大陆的经验是: 识字由简而繁、由易而难、由少而多、由今而古，这是利多弊少的渐进方法。但是，根据我国现行法规，某繁体字一旦有了简化字，就把相应的繁体字定性为“不规范汉字”而废除，禁止在出版物上使用，禁止在社会用字中出现，禁止在中小学里教学传习，从而把它从国民基础教育中清洗出去。
台湾以繁体为“正体”，以简体为“俗体”；学字要学繁体，写字可以写简体。现在台湾使用汉字的实际情况是“印繁写简”，“识繁写简”，其实，这是“识繁也识简”。
虽然大陆允许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繁体字，台湾也允许使用一定数量的简化字；台湾手写体及印刷物实际上部分用简，且时有人著文呼吁用简，但毕竟大陆通用的是简化字，台湾通用的是繁体字。对异体字和繁简字的处理，大陆是选其一，废弃其余；台湾则往往设定正体及或体，采取宽容的态度。笔者认为，文字是约定俗成的，需要长期的演绎、稳定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