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学理论批评
汉代的文学批评比先秦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时随着学术文化的繁荣，文史哲等部门进一步划分而成为独立的领域，对文学的认识也有所提高。汉人称学术为“文学”，称词章为“文章”；“文章”的概念已较接近今天“文学”的概念。汉代的文学创作有诗、赋、散文等形式。擅长辞赋还是文人仕进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些对文学批评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西汉中期以前学者对《楚辞》的批评 汉代文学批评中所反映的文学思想，与汉代哲学、政治思想的发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西汉前期，统治阶级奉行黄老之学，提倡无为而治,儒家的地位不高,在文学批评中道家思想的影响较多。如贾谊《吊屈原赋》中，在对屈原及其作品高度赞扬的同时,又认为屈原自沉是不必要的,他可以“远去”、“自藏”，避离“浊世”；他既有才能，到处可以施展,“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稍后，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又说读了贾谊《□鸟赋》后,“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显然是从道家清净无为、任其自然的观点出发去评论作家和作品的。据《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论赋的创作,强调“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这段记载如果可信的话，那就是庄子轮扁斫轮思想在文学创作上的运用。至于淮南王刘安主持编纂的《淮南子》一书中，如“能至于无乐者,则无不乐。无不乐,则至极乐矣”（《原道训》）；“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哗耳，使耳不聪；五味乱口，使口爽伤”(《精神训》)等语，也阐发了老庄“大音希声”和“至乐无乐”的文艺和美学观点。
西汉中期以前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对屈原和《楚辞》的评论。汉武帝曾命刘安作《离骚传》，刘安对屈原的评价很高,他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离骚序》引）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不仅引用了刘安的话，而且发挥了屈原《九章·惜诵》中所反映的“发愤以抒情”的文学思想,明确指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他还进一步把《楚辞》产生于“怨愤”的思想推广开来解释一切文学和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产生的原因，从而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说”。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一作《报任少卿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所举上述各例,有些与事实不尽相符,但其发愤著书思想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发展，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一个进步的文学传统。欧阳修的“穷而后工”、李贽对《水浒传》的见解，其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司马迁强调文学产生于“怨愤”，当然是和他本人遭受残酷迫害的身世直接相关，但也是时代文艺思潮的反映，在贾谊、刘安、刘向等对屈原的评价中也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某些流露。从思想渊源上看，它不仅继承了屈原的文学思想，显然也受到庄子愤世嫉俗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是对孔子“可以怨”主张的发挥。
儒学的兴起及其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随着汉帝国中央集权的巩固，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地主阶级需要有维护其封建统治秩序的统治思想，于是逐渐弃黄老而重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地主阶级思想家代表董仲舒则从“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把儒学神学化，提出系统的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儒家思想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这对汉代的文学批评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汉代传《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但对《诗经》的评论不多。儒家文艺观点主要表现在《礼记·乐记》、《经解》等篇中。这些著作强调文艺产生于“人心感物”，指出了文艺与现实的密切关系，认为“声音之道与政通”。《经解》篇中所引孔子“温柔敦厚”诗教说，未必是孔子原话，而是儒生对孔子文艺思想保守方面的概括。当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确立以后，“温柔敦厚”就被强调得尤为突出。《毛诗大序》的作者目前尚无定论，但它可能是经过汉儒加工润色的。《毛诗大序》的文艺思想为汉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提倡。它认为诗歌必须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诗歌创作必须符合“发乎情，止乎礼义”、“主文而谲谏”的原则。这是和“温柔敦厚”相一致的。但是，汉代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地主阶级并没有完全腐朽，它还有积极的一面。汉代的儒家文艺思想除了有保守的方面以外，也还有比较进步的方面。《毛诗大序》主张在不影响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允许人民通过文艺对统治阶级进行一定的批评,肯定了文艺的“美刺”讽谏作用。郑玄的《诗谱序》发展了这种观点，这对后世许多进步文艺家起了积极作用。《毛诗大序》重视文艺反映现实生活的特点，认为从中可以看到政治状况和社会风俗人情，并引用了《乐记》中“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段名言来说明文学和现实政治的关系。它还论述了诗歌通过抒情来言志的特点，分析了《诗经》的《国风》、《雅》、《颂》三体的性质，并把《周礼》“六诗”称为《诗》的“六义”。这些都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儒家文艺思想成为汉代文学批评中的主导思想以后，它的保守方面和积极方面在西汉末年的扬雄和东汉前期的班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扬雄和班固是代表汉代统治阶级思想的重要批评家，他们的文学批评活动都是严格地以儒家思想为标准的。因此，他们对屈原和《楚辞》的评价与刘安、司马迁等很不同。扬雄主张文学创作“事辞称则经”，“众言淆乱，必则诸圣”，以儒家经典作为唯一标准。他对屈原和《楚辞》的批评主要有两点：①认为屈原为人处世违背了儒家明哲保身的原则,不够“明智”,不应自沉汨罗江。他在《反离骚》中对《离骚》的批评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②认为屈原的作品“过以浮”，“蹈云天”（《文选》李善注引《法言》佚文）。这是对屈原作品中神话和幻想成份的批评。他虽然认为屈原品行高洁“如玉如莹”（《法言·吾子》）；但又认为屈原的为人和作品不符合儒家的精神。东汉的班固进一步发挥了扬雄这种观点。东汉章帝曾召集诸儒于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并命班固撰集其说为《白虎通义》，进一步把儒学神学化。他对屈原和《楚辞》的评价，表现了更为保守的儒家立场。他认为刘安的评价“似过其真”。他批评屈原“露才扬己”，违反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不能“明哲保身”,是“狂狷”之士，不是“明智之器”。从艺术上说，班固认为屈原的作品“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对屈原运用大量神话传说的手法亦取否定态度。这和他对司马迁的批评：“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其主导思想是一致的。后来王逸反对班固对屈原和《楚辞》的评价，认为屈原及其作品从思想到艺术都是完全符合儒家思想和圣人经典的。他说：“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他认为“‘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楚辞章句序》）。王逸认为《楚辞》是“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给了崇高的评价，但从文学思想看，和扬雄、班固一样都是从儒家立场出发的，和刘安、司马迁的评价角度不同。
儒家文学思想的积极方面 扬雄和班固的文学批评虽然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保守的一面，但也有和《毛诗大序》一样的积极的进步的一面。他们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讽谏作用，反对辞赋中追求辞藻华美的形式主义倾向。扬雄早年很喜欢辞赋，后来他看到辞赋虽有一个讽谏的尾巴,但实际上并不能起到讽谏作用,相反地是“劝百而讽一”，其结果是促使统治阶级更加追求淫靡的奢侈生活,于是指出：“赋劝而不止”,“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汉书·扬雄传》)，并且作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的著名结论。班固也是如此。他认为赋应当是“《雅》、《颂》之亚也”，要起到“宣上德而尽忠孝”，“抒下情而通讽谕”的作用(《两都赋序》)。他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论》中又说荀况、屈原之赋都“有恻隐古诗之义”,而自宋玉以至扬雄的辞赋,都是“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可见,扬雄和班固从主张讽谏的角度出发，对屈原及其作品也有不少肯定和赞扬，他们对屈原作品的批评主要是认为它越出了“发乎情，止乎礼义”和“主文而谲谏”的界限。他们对屈原及其作品评价上的矛盾，正是他们本身文艺思想矛盾的具体表现,而这正是汉代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造成的。此外,班固在对汉乐府产生原因的分析中,认为“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还表现了文艺是现实生活真实反映的思想。
王充对谶纬神学和拟古倾向的批判 东汉由于经学的昌盛和谶纬神学的发展，给文艺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以扬雄为代表的那种文学创作上的模拟因袭风气十分流行；谶纬神学渗透到了文艺领域，使许多作品中表现出“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迷信内容和虚妄不实之词。谶纬神学在东汉的泛滥，受到了一些进步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批判。其中最突出的是王充。王充的《论衡》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其中有不少重要的文学见解，对后世文学批评也很有影响。王充在《论衡》中突出地强调真实，反对虚妄。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佚文》篇）这当然是针对整个学术界来说的。他为了批判谶纬神学，写了《龙虚》、《雷虚》、《语增》、《艺增》、《儒增》等篇，同时也有力批判了文艺创作上荒谬虚妄的倾向。王充主张真善美的统一,认为“真”是“美”的基础，只有具备了“真美”，才能有补于世用而达到“善”的目的。他说：“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验也。”（《佚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这种真善美统一的思想，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强调真实和切于“世用”的角度出发，王充尖锐地批评了贵古贱今，模拟因袭的倾向。他指出衡量文章的优劣应以“真伪”、“善恶”为标准，而不应以是否合于古人为依据。他认为“造论著说”应当“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佚文》)，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他主张“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超奇》)，文章才有价值。与此相联系的，他也坚决反对由因袭而追求艰深难懂文辞的倾向,竭力提倡口语化,主张明白易晓，使大家都能看懂。王充强调的是事实的真实。他所说的“文”是广义的，包括一切学术著作在内。因此，他对文学艺术也用事实的真实来要求，从而对虚构和夸张表现了偏激的错误看法，这一点也对后来的文学批评有不良影响。但从总的方面来看，王充的思想有不少积极意义，对魏晋以后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发展，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
三国两晋文学理论批评
三国、两晋时期，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由于老庄思想的广泛流行和外来思想的影响，使儒家思想“独尊”的地位发生了动摇；文学也挣脱了经学的桎梏，获得可喜的成就。这些都为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对后世有影响的理论批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葛洪的《抱朴子》外篇等。尤其是《典论·论文》与《文赋》，对后世更发生了重大而长远的影响，在这些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批评方面的新问题。
① 关于文学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儒家从其创始人孔子起，就是重德行而轻文章的。两汉时期，由于儒家的著作被奉为经典,轻视文学的情况相当普遍,甚至把文学斥为“雕虫篆刻”，有似“俳优博弈”。曹丕的《典论·论文》则一反这种倾向,把“文章”(主要是指诗赋、散文等文学作品)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加以提倡，鼓励作家“不托飞驰之势”努力从事创作活动；葛洪的《抱朴子》外篇则以大胆的反传统精神，反对长期以来儒家重德行而轻文章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抱朴子》卷三十二《尚博》）。这类观点对于文学进一步摆脱经学的影响，促进当时及以后的文学的自觉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② 关于创作问题的研究比以前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的观点，以及他运用这一观点对当时作家的创作实际所作的批评，实际上是第一次提出了作家的气质、禀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影响这一重要理论问题。葛洪则据此提出“才有清浊”（《抱朴子》卷四十《辞义》），这不仅直接影响了刘勰《文心雕龙》的风格论，而且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风格的一个著名命题。2.关于创作过程的细致深入的探讨。这主要表现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又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陆机的《文赋》中。《文赋》不仅开创性地对于艺术想象及其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作了精辟而形象的论述，而且，论述了怎样使作家的艺术形象、构思得到最好的表现的问题。此外，他还第一次论述了“感兴”，即“灵感”在创作中的作用。《文心雕龙》的创作论，在很多方面都受了他的影响和启发。
③ 关于各种文体的特点、差异的研究已日益深入和细致，不像以前的文论只是停留于探讨文章的根本共同点。这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代表。曹丕不仅第一次提出了“夫文本同而末异”的观点，而且运用这一观点对“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不同文体的特点和差异，作了尝试性的区分。陆机的《文赋》也对诗、赋、碑、诔等的特点作过区分。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不仅对当时各种文体的特点作了更加精细的区分，而且还常常考察每种文体的历史源流。这些研究不仅直接影响了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的写作，而且，对后世的文体研究也发生了长远的影响。
④ 文学批评中的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曹丕《典论·论文》提出了“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观点，反对“文人相轻”；要求文学批评应该“审己以度人”，进行“公正”的评价。曹植认识到文学批评对于创作的重要性，针对当时“诋诃文章”的风气，说：“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与杨德祖书》）等等，对批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对于文学批评的发展，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⑤ 进化的文学史观开始出现。如葛洪认为文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不能停步不前。他继承了桓谭、王充等反对贵古贱今的观点，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指出两汉以来被奉为经典的儒家典籍（如《书》、《诗》等）的文辞,不及后代。这种富有胆识的见解,不仅对传统的宗经、征圣的观点是一个冲击，而且对当时文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此外，像曹植对于民间文学的重视(《与杨德祖书》)，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陆机《文赋》中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不仅反映了情感对于创作的重要性已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且自此以后，“缘情”一词就成了古代文学中诗体的代名词，足见其影响之长远。
总之,在三国、两晋时期,随着文学创作的自觉，出现了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而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并直接影响了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