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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我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思想文化进行了扬弃和比较，对中国的出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艰苦的探索。经过反复比较和思考后，一批最有觉悟又富有开拓精神的知识分子作出共同的选择——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国的武器。在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能够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又能对社会政治历史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是非常奇特的社会现象，也是研究五四时期历史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今天，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更能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事业中的伟大地位和作用，从而促使我们在世纪之交与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际，对自己的使命作出更新更深的思考。
一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的演变，尽管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就开始了，但真正发生质的变化，从根本上接受资本主义思想文化，还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得到深刻的启示：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变革具有不彻底的一面，封建的传统文化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仍然束缚着广大国民的思想。因此，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变革，切实引入新的思想文化成分。这场革命的失败，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试验和破产，引起的最重要的后果，是促进了许多知识分子重新开始思考与探索。于是，在五四运动前，一场旨在传播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文化革命——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这场运动，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了近代以来最大的变动。
中国知识分子在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时，最初把注意力集中在思想文化领域。新文化运动初期使用的武器是民主、科学。民主在当时的含义是：法律上的平等人权，伦理上的独立人格，学术上的破除迷信与思想上的信仰自由。他们认为，这三者是欧美文明进步的根本原因。科学在当时主要是指，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以生存竞争观念为核心的科学实证思想。他们认为，近代欧美能超越其他民族而居于领先地位，科学之兴，功不可没。所以，中国的社会变革必须“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袁世凯窃国，复辟帝制，造成民国的悲剧，究竟说明了什么？陈独秀认为，这是因为“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而“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注：《独秀文存》三卷合订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103页。）陈独秀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表明汲取了辛亥革命教训的知识分子，已经充分意识到深刻批判封建传统思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超过了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的认识水平。陈独秀还认为，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只能是民主主义思想，因为它们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注：《独秀文存》三卷合订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9页。）中国知识分子已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变革必须倡导民主与科学，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用科学思想代替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他们已认识到民主与科学是相互联系的。如果没有共和的民主制度，科学便不能发展；假如没有科学的思想作指导，共和的民主制度也不可能巩固。
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以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作为武器，着重对封建传统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从而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深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生了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新思潮的传播扫清了道路。随着思想文化领域批判的深入，中国知识分子必然产生如何改造社会的思考。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腐败和黑暗，正如张闻天所说：“中国混乱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逐渐崩坏而一时不能产生新的社会组织出来。”（注：张闻天：《社会问题》1922年1月， 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北京大学学生何孟雄说：“社会仍是这样黑暗，现在的青年要彻底明白旧社会的罪恶，立定不屈不挠奋斗的志向，决不反被旧社会战胜。中国的改造，才有望咧！”（注：何孟雄：《过去的青年》，载《时事新报》1919年10月。）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单从思想文化进行批判，而不对这个社会进行根本改造，是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产生的重要积极作用，是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对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进行探索与选择。这是他们对辛亥革命失败反思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文化运动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的标志。
二 “改造中国”，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几乎成为共识，而选择改造中国的方案，知识分子不约而同的也都把目光集中到西方。一批批留学生奔赴欧洲、美国和日本，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被译成中文。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化宝库中，选择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由此出现了思想文化价值标准的多元化和救国方案的多样化。一时间，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杜威的“实验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超人意志，欧文、傅立叶的乌托邦，法国的“工团主义”，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这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对人类不同阶段、不同层面各种新思想所产生的强烈兴趣及敏锐程度。由此出现了五四时期特有的百花齐放、异论争鸣、万舸争流的蓬勃文化景象。 与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相适应，知识分子在探索追求中，分化组合，大致形成了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以胡适、吴稚晖和后来的陈序经为代表，他们主张扔弃传统，使中国文化彻底脱胎换骨，接受西方文明，被称为“全盘西化派”。第二个群体是以梁启超、张君劢、章士钊、梁漱溟为代表，他们试图以儒学（宋明理学）为框架来吸收西方文化，在重建传统与复兴儒学的基础上，开辟一条近代化的道路。实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第三个群体是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他们与前两个知识群体不同，把文化的重建和社会的改造密切结合起来，使思想启蒙运动走向广大工农群众，使文化重建的努力不停留在书斋中。他们摒弃了空言侈谈，文字游戏，主张实践，学用结合。当实践证明他们选择的各种西方思想文化都不行时，又能从无数学派和“主义”中摆脱出来，去选择新的思想。
正当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大国诸多样板和楷模中寻觅、选择和争论时，西方列强之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们感到震惊，促使他们去重新评判西方的文明与民主，并对过去的选择进行再思考，因而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续了4年之久， 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浩劫。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尖锐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来。劫后的欧洲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使有机会亲自到欧洲目睹这一切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梁启超在大战结束后去西欧游历了一年，他看到的西欧：“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注：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选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23页。）他深感西欧文明已经破产了。 周恩来1920年底到达欧洲，他从欧洲发回的通讯中写到：“战争之为害与预备战争之为祸，直可以使世界生产为之毁坏，人类为之减少，幸福为之消灭，经济现象为之紊乱，重以言之，世界文明亦得因之以退化。”（注：《周恩来旅欧通信》，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3 页。）第一次世界大战迅速地唤醒了正在醉心于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仰慕西方民主、文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进一步去全面审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中国出路的思考，从而使知识分子中的思想变化的分野也日趋明显。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和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在这批判的过程中，他们的立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李大钊在战后著文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注：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5页。）他冷静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 并结合这种分析表示了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怀疑和否定，得出了对战争本质的正确结论。他说：“今日战争之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贪与惰之根性未除”。（注：李大钊：《战争与人口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367页。）战争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注：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第594页。 ）他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观的根本缺陷，即认识到这种进化历史观一方面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作辩护，另一方面又无法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因。这对于他转向马克思主义有着关键性的意义。陈独秀此刻也从选择法兰西的政治革命，转而批判这一政治革命，他说：“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欧罗巴旧社会制度，破坏无余，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社会从原来的“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庸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
